【题记】
有网友“投诉”成瘾。我写这个话题，前面已经3次“经用户投诉”而“暂时不可查看”。当然，用户一投诉一个准，这也是一桩奇事。但既然人家都投诉了，积极性必须支持。这是我对投诉界“行情”的理解。
我写了什么呢？我只是重复证明，农民可以“实质地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而不只是向村集体“承包”），我认为，如果能这样，则农民会更好，农业会更 好，农村会更好，国家会更好。
文后留言我全部放出来，可是，你不留言，你没有讨论问题的兴趣，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你就投诉。你相不相信，道理是讲明白的，不是投诉明白的。
我第3次修改以后，昨天晚上贴出来，今天上午十点，就被投诉准了，才一千个点击。其实我写得很用心的，辛辛苦苦写了三千字，才一千名朋友看到，难免感到失落。所以，我准备修改后贴第四次。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文章在公号上发得出来，就证明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是禁忌的话题，同时，也说明我用词是审慎的，没有触发敏感词。
我感觉到，有的朋友，一听说农民可以实质地拥有农村土地产权，就感到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尤其是一位名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网友，上来更不打话，只掷我三个字：“已投诉”，我跟他沟通，他也不理睬我，仿佛他的使命就是投诉。
下面是被投诉删除的文章大略——
让农民拥有“农田所有权”会不吉利？
1
我知道，城市土地所有权是“不可以讨论”的，它属于“全民”，是“路线问题”；而农村土地，包括农民的屋基地，属于“集体”——最基层的农业生产组织（只是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生产队，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事实也是这样。上个月，笔者两次发帖“议论农村土地政策”，文章能够发出来，就证明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虽然后来这两篇文章都“暂时不可查看”——系统是这样通知的，我也觉得“暂时”一词用得恰如其分，我也相信这是暂时的。
但事先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得罪的都是网友。10月4日第一次贴出来，有网友在文后争论，观点对立，其中一位不讲武行德，上来就赠我三个字：“已投诉”。当然，应该还有“投诉”了没有向我报告的。总之，两个小时后文章就“暂时不可查看”了。
“此内容暂时不可查看”是比较轻微的处罚，可以修改后重发。我就不嫌麻烦，耐心修改，然后重发，这是10月17日了，这一次停留得久一些，也没有超过半天。
现在，我又修改了，准备重发。为什么我的脸皮这么厚，一而再地非要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显而易见被颠倒的问题，需要颠倒过来。
2
直接引起我的纠结的，是2025年9月16日网络消息，农业农村部长韩俊“重申”：“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严禁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报道还有一句——“韩俊部长特别强调，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权益”
我觉得韩部长是一位内心柔软的人，他知道强调一下“初衷”就够了，至于结果如何，部长心知肚明，他知道公众也知道，不用再说，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
倒是一些网友杠上了。他们对农民可以拥有实质的土地产权“感到恐惧”，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怒不可遏。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让农民实际拥有土地权，如果让土地成为农民可以处置的资产，就会发生土地买卖，就会有农民“失去土地”，就会发生“赤贫”，就会回到旧社会，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因为这是教科书级的谎言。几十年前的教科书就是这么编的。直到现在，从贩夫走卒（农民工——破产农民，及其子弟），到大学教授，都会不过脑子，仅动腮帮子，背诵这一套。他们做出一副不接受反驳的样子，理直气壮，仿佛在守护弱者的命根子。其状令人惊愕。
3
事实上，农村土地所属，不是国家性质的关键。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带头大哥，十月革命后，在农村土地政策上也是有过争议的，并不是直接没收富家的土地充公。
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农村土地政策一直在变化。从“分田分地”，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人公社（初级社高级社），还有文革前，有过短暂的“包产到户”，后来作为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紧急刹车，强令禁止，然后到了改开年代，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土地政策都不一样，但都是社会主义。
可以说，到今天，农村土地政策还在“摇摆”，不然，某些“政策”也就用不着一再“重申”，而且在实践中，全国各地有自己的人创举（正如当年的小冈村）。
这都是农村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回想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或“默许”下，四川广汉悄然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标志着历史性的消灭了“人民公社”。而这样“重要”的消息，当时的报纸竟然不着一字。这无非是担心某些人转不过来弯——以为伤到了农村社会主义路线的根基。
接着“下放土地”（也叫“包干到户”，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原来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全部“租”给农民。由于这一政策的转变，立即使七亿农民摆脱了饥饿，城镇集贸市场农副产品不再紧缺，“凭票供应”迅速成为历史。
由于取得了这样的“伟大成果”，后来的报纸倒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本来“撤销人民公社”和“土地承包制”是两个连贯动作，前者因其“敏感性”避开了宣传。
农民“向公社租用土地”的期限，说是三十年，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是无限期。既然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公社土地，本身就说明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
而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又不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的直接后果，就是束缚了土地的潜力，让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有长治久安的的建设和投入，非当地户籍的人想冒险去农村修房造屋，也被锁死。
4
按现在的有限使用权，土地有时候不是农民的资产，甚至是负资产。例如，当农民由于衰老和疾病等原因而失去耕种能力的时候，无人接手，不能变现，不能抵医药费和护理费，但理论上还对土地负有“责任”——家庭责任承包制嘛。
最后，农村土地终究如魔术师手上的飞刀，当一代农民逝去，再回到“集体”，回到不叫人民公社的“公社”。这将是土改之后，农村土地的第二次“回归集体”这位虚拟的主人。
为了让农民“不失去土地”，就让农民“不拥有土地”，这套逻辑强大得令人无法反驳。
其实，于理于法，“有限产权”也应该可以“有限变现”，使它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尤其是“五保户”的“医保”。例如，农民“五保户”去世前将土地“交还集体”时，获得一定“补偿”。
今天触动我再次修订这篇稿子，企图再发一次的原因，是看到网上流传一个据说是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政府给城镇老人每月几千块钱，老人去世后，他们的房子归政府。也就是说，黄奇帆建议，政府帮助城镇老人用房产养老。
如果这一政策可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民用“责任地”养老？以体现农民在责任地上，除了责任，还有一定的权利？
5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开始，“集体土地”不是作为一种财产，而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身份标签，被按在农民头上的。
只有按这种逻辑，才能解释农民身份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或者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取消原身份所属的土地。否则，假使土地真正是农民的财产，难道考上大学或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接受一次财产剥夺的惩罚？
这便是农村土地的实质。
也就是说，当青年农民“及第”后便“失地”“失籍”，从此注定只能在房价高昂的城市老死，设若中年“去职”，或老来“思归”，均无再回到故乡居住的可能。陶渊明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归去来辞》只能是一篇痴心妄想。
在“离开故土便回不去”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有相反的政治传统。前清虽然跟今天一样，也是实行了官员回避制，县以上的官员都“外派”，但还有一个规矩是，官员告老都回原籍，不得在做官的地方置办房产。
今天就反过来了，不得在原籍买房盖房，你可以在任何城市置地买房，买多少房都可以国家正在鼓励，只要不在老家农村买就行。
在农村，花二十万可以盖一套宜居的独栋民居，而省城得花二百万，现在掉价了，也得一百万。所以，你想把城里的房屋卖了回老家住，省一大半的钱出来养老？不行。
6
说到底，“土地买卖”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买卖是纯商业行为，不涉及国家主权，不考虑购买者的国籍。
这里有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大约三个月前，媒体报道美国农业部“禁止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农田”。这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人不仅可以购买购买美国的房地产，还可以购买美国的农田。
这至少告诉我们，土地买卖并非不可想像。“退休干部”回村买地盖房并非大逆不道。这只是治理模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取决于观念，而跟国家主权无关（否则，把土地卖给外国人岂不等于卖国）。
2025年7月9日，外交部严正地谴责了美方，称那是“典型的歧视性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
而中国的农田呢，岂非歧视本村以外的所有人，包括从本村考学离开的前村民？
2025年10月3日草稿，15日重修，17日再修，11月9日再再修，11月11日再再再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