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敢提 “习著作”悄悄靠边站了

　　习近平的出版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上台前（1953年生，2012年上任前）和上台后。根据维基百科的习近平著作列表，早年他作为地方官员时，主编或参与出版了约8-10本地方性书籍，如1985年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92年的《企业魂》（上、下册）、1993年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等。这些多为工作总结或地方志，数量有限，远非个人“力作”。

　　真正“爆发”是从2012年上任后开始。官方渠道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列出了数十本“重要著作”，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5卷）、《习近平书信选集》、《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海外媒体和网络统计更惊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执政十余年已出300册，由欧亚20多家书商发行；YouTuber王志安估算，2023年单年发行量就达数千万册；Goodreads平台甚至记录了205本以其名义的书籍。

　　综合来看，总量至少150本以上，上台13年（2012-2025），平均每年约11-12本。这在全球领导人中堪称“最高产作家”，却也引发疑问：一人怎可能年产如此海量？

　　二、若每个党员买一套，其稿费有多少？

　　中国共产党员总数已突破1亿，截至2024年底达10027.1万名。 假设每个党员强制或“自愿”买一套习近平全集（以《习近平著作选读》等系列计，约10-15本为一套，平均定价1000元/套），总销售量将达1亿套，总收入1000亿元。按中国书籍版税标准7%-10%计算（人民出版社确认领导人书籍也按此执行），

　　稿费将高达70-100亿元。这还不算公款采购：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3年12月下半月销售榜前20中，习近平相关书籍占12本，发行量上亿册。

　　早期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首印即数百万，稿费单本就过亿。如此“天价版税”，远超普通作者每千字100-150元的标准， 习近平出书更像是一场公帑盛宴。

　　三、书的内容到底是谁写的？

　　翻开这些书，内容多为讲话摘编、书信选集或论述汇编，如《论把握新发展阶段》（2021年），实则源于公开演讲的剪辑。

　　官方从未透露是否有“笔杆子”团队润色，但类似毛泽东时代，领导人著作往往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整理。海外分析认为，这些并非习近平一人原创，而是宣传机器的产物——演讲录音转文字，再由专家“提炼”。若真为一人所写，年产12本岂非“神迹”？这也解释了为何内容重复冗长，缺乏深度创新，读者难有共鸣。

　　四、习近平未上台之前为何没出一本书？

　　上台前，习近平作为“太子党”一员，曾在福建、浙江等地任职，但出版寥寥，仅有少数地方工作手册。

　　为何？简单：那时他非“核心”，无国家资源倾斜。早期书籍多为内部流通，非公开热卖。2012年后，伴随“习思想”入宪，出版成系统工程：从《摆脱贫困》（2014年重印）到多卷本系列，均由中宣部统筹，首印量动辄百万。这前后反差凸显：权力决定“产量”，而非才华。

（X截图）

　　五、与中外古今的国家领导人出书作个对比

　　出书本是领导人常态，但习近平的“工业化”规模独树一帜。在国内：毛泽东《选集》4卷（后期汇编），邓小平《文选》3卷，江泽民、胡锦涛各1-2本，远不及习近平的百本级。

　　在国外：奥巴马卸任后出《应许之地》等3本回忆录，销量靠个人魅力；丘吉尔一生著40余卷历史书，但多为退休后自费；罗斯福仅1本政论集。古今对比，中国式“领导人出书”更像宣传工具，而非个人表达。毛泽东时代强调“思想改造”，习近平则借出版强化“核心地位”，但也暴露了制度依赖：无权力，无海量。

　　六、在职领导出书是否也是腐败？

　　这点争议最大。支持者称，出书是“文化贡献”，如邓小平文选激励改革。但批评者视之为“曲线腐败”：官员借出版敛财，首印靠公款，销量靠强制。

　　新华网曾报道，退休领导人稿费多捐教育，但现职者如习近平，版税去向不明，易成“隐蔽通道”。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调，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获利即腐败。

　　在经济下行期，这种“优雅腐败”更显讽刺：民众买不起房，却须“学习”昂贵“宝典”。

　　七、如果习近平活到150岁，未来还要出多少本书？

　　习近平生于1953年，现72岁，若如传说般长寿至150岁，还剩78年。以当前年均12本速度，未来将再出936本，总量破千！届时，“习思想”或成图书馆半壁江山。但这“长寿出版”恐难掩市场尴尬：打折无人问津，反映的不仅是审美疲劳，更是民众对强制灌输的疲惫。或许，真正的“无人问津”，是权力叙事与现实脱节的镜像。

　　总之，习近平的“书海”虽宏大，却难掩内心空虚。出书本为传播理念，若成敛财工具，便失本心。希望未来，领导人著作能回归真知灼见，而非数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