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雷：中国131万硕士考生为何突然“消失”

2025年底，这组数据出现反转：中国教育部公布，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相比于2023年最高点的474万大幅下降；国家公务员局公布，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约371.8万，国考报名规模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在总量上超过考研。

这次反超发生在疫情后的三年里，两者走势相反：2023年考研人数冲到474万峰值后，2024–2026年连续三年下滑，累计减少131万；同期，国考报名人数从2020年的100多万一路持续升高到300多万。两条曲线的交叉，更像是一次关于风险偏好与安全感的集体重估。

要理解这一转折，必须先看清国考和考研本身的制度含义，再把时间轴拉回到2000年左右高校扩招之后，去追踪这两条曲线如何在疫情前后发生“先并行、后分化”的演变。

北京大学。（美联社）

国考与考研：两条出路

考研，指的是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本科毕业生及在职人员进入硕士阶段教育的统一入口。对个人而言，它近年来在就业萧条的情况下成为延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种策略，也是试图通过继续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争取更高薪岗位的一次中长期投资。在高校扩招后，本科文凭含金量下降，“考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对冲就业压力的首选路径。

国考，通常指“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由国家公务员局统一组织，是进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体系的主渠道。与考研不同，它直接指向一份公务员编制的工作，附带相对稳定的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近年来，国考长期保持高热度，热门岗位“上万选一”已成常态。

这两道门槛，本质上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风险收益组合：考研偏向“延后收益、押注增长”，国考则偏向“立即锁定、押注稳定”。在经济高速增长、机会层出不穷的年代，更多人愿意押注前者；而在增长放缓、不确定性上升的现实下，后者的吸引力自然会被放大。

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到高校扩招后的20多年，可以看到一幅更清晰的双线图景。 （

一条线是考研。统计显示，2005–2009年考研报名人数大致在120万上下，2010–2016年维持在150万左右的“平台期”。从2017年起，曲线明显向上：2017年201万、2018年238万、2019年290万，2020年达到341万，2021年377万。

疫情冲击叠加就业压力后，2022年人数直接跃升至457万，2023年进一步升至474万，创下历史峰值。2024年下降至438万，2025年降至388万，2026年为343万，实现“三连降”。

另一条线是国考。2000年代初，国考报名人数还只是几十万量级；媒体统计显示，2003–2011年间，国考报名人数增长了十几倍，到2011年已接近百万。进入2020年以后，这条曲线开始加速上扬：2020年国考资格审查通过人数约127.7万，2021年增至139.3万，2022年首次突破200万，2023年约260万，2024年提高到303.3万。2025年报名人数再创新高，约320–325万，2026年在放宽年龄、扩大片区投放的背景下，通过资格审查人数约371.8万，实现对考研人数的反超。

这意味著，自2000年以来，考研与国考长期处在“同向上升”状态：高校扩招带来本科毕业生基数激增，叠加就业市场门槛抬升，考公和考研都被当作应对压力的主要出口。区别在于：考研的加速期出现在2017–2022年，受“学历通胀”与疫情冲击共振影响到达2022–2023年峰值后开始回落；而国考则在2020年之后才真正进入“连续刷新历史纪录”的阶段，且迄今尚未显现见顶迹象。

换句话说，两条曲线在2000–2020年代初是并行上扬，在2024年之后则开始出现方向性分化：一条从高位回落，一条继续抬升，最终在2026年交叉反转。

疫情与拐点：从“一起卷”到“一冷一热”

新冠疫情是这两条曲线的共同转折点，但对它们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

一方面，疫情打击了就业市场。2020年起，企业招聘收缩、线下经济受限而出现“慢就业”与“延迟就业”在高校毕业生中变得更普遍。北大国发院的《青年就业之探》指出，2020年以来，为规避就业风险，延迟毕业和继续深造的在校生人数明显增加。

同时，在出国人数减少、就业职位减少的情况下，大量原本可能选择留学或直接就业的人群，被挤压进了国内考研和考公赛道。2022年考研人数猛增至457万就是典型结果，年增量高达80万；国考和各地省考也在稳就业政策引导下，连续几年扩大招录规模，吸引了更多求职者涌入。

另一方面，疫情之后的“退潮效应”开始显现。考研报名人数连续三年下降，并不是“突然冷场”，而被认为是此前几年被透支的需求在集中释放后，叠加就业反馈，对考研性价比的一次集体修正。2020–2022年间，原本打算出国的人被迫留在国内考研，随著2023年后出入境恢复，部分人重新转向海外留学，客观上拉低了国内考研报名人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树涛向中国媒体表示，考研人数下降折射出本科毕业生回归理性，属于高位后的正常回调。他认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疫情反而巩固了“铁饭碗”职位的吸引力。2020年以来，中国当局多次强调“稳就业”是“六稳”之首，在宏观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成为政策层面更愿意扩张的“蓄水池”：2020–2022年国考过审人数从127万升至200万以上，2024–2025年稳定在300多万，2026年在放宽报考年龄后进一步突破350万。疫情既暴露了私营经济岗位的不稳定，也放大了“铁饭碗”的抗风险属性，最终把一部分原本会持续“押注学历”的人，推向了“押注编制”。

因此，真正的拐点并不在疫情爆发的那几年，而是在疫情基本过去、社会逐步适应新常态之后——大约2023–2024年左右：考研从超高位有序回落，国考在稳就业和避险心理的双重加持下继续加速。

从“下海热”到“上岸热”：一代人对风险的重估

如果把这两条曲线放进更长的历史叙事中，就会发现它们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下海热”形成了鲜明对照。

当年的“下海”，是指体制内干部与城市职工跳出“单位制”，投身市场经济。相关研究显示，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经历了多波“干部下海潮”，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辞职经商，被视为勇于承担风险、抢占增量红利的代表。那是一个“增量博弈”时代：市场空间巨大，民营经济刚刚起步，只要敢闯就有可能获得阶层跃升。

上述北大报告指出，经济增速放缓、岗位增长有限、青年就业机会趋于“存量竞争”、以及失败尝试带来阶层下滑风险等问题。

换言之，今天的“考公热”，则是“存量避险”时代的群体性选择。在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通道收窄的背景下，青年就业更像是在一个高度拥挤的存量空间内挤位置，任何一次失败的职业尝试都可能带来难以逆转的阶层下滑。

在这种环境中，考公“上岸”不再被简单理解为保守，而是被重构为一种对不确定性的理性对冲：用一份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福利和社保，去交换对未来风险的抵抗力。

从这个角度看，2026年“考公首次超考研”并不是一组孤立的数据，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扩张转向中速增长之后，社会心理和个人策略的集体调整。昔日的“下海”，意味著离开体制、拥抱市场；而今日的“上岸”，意味著主动放弃对高波动收益的幻想，转身挤进分配体系的安全区。两代人面对的是同一片海，却在截然不同的水文条件下，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