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熊心豹子胆，习也不敢选择这条路

但这种担忧却忽视了一条根本区别：习近平上任以来未曾间断的反腐与局部清洗，但无论是军队系统、政府系统，还是司法系统，均维持正常运转。简言之，毛的文革是摧毁既存的权力系统创建新的权力系统——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习的反腐根本未触动中共权力系统，只是清洗了一些掌权者，据高官被整就断定“二次文革”来临，实因为不了解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背景及文革的基本要素

经历过文革与研究文革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文革不是群众自发，是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以下三个因素让毛泽东在准备数年后发动文革：

一、自发动大跃进并造成三年大饥荒之后，毛在党内的威信一落千丈，时时担心出现赫鲁雪夫式的人物夺权。

习近平上任以来虽未曾间断反腐与局部清洗，但无论是军队系统、政府系统，还是司法系统，均维持正常运转。（法新社）

（网络截图）

“庐山会议”上，毛罗织罪名弄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强行压制党内上层的严重不满，却不得不让刘少奇一线执政。面对“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留下的残破局面，刘少奇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路线，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这是否定三面红旗包括他本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会被清算，在1962年7月上旬某天的会谈中，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从那以后，毛认为刘少奇已经拉帮结伙，在党内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开始处心积虑筹谋发动文革。1966年毛主持发布《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并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文革的大字报，刘少奇的罪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叛徒、内奸、工贼。

二、毛泽东熟悉社会底层心理，相信自己对群众有绝对的掌控能力。

自从1920年代开始，毛在湖南领导了农民运动之后，亲眼目睹被目为“痞子”的农村边缘人“踏上少奶奶的牙床滚一滚”的快意与破坏力，就无比深刻地了解中国底层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幻觉，譬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底层参与革命的方式，是贯串毛一生的革命特点。

即使在执政之后，毛仍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强调“工农兵”三足鼎立的主体地位，用这种方式开展各种群众运动，连反右这种整肃知识份子的运动也动员工农参加。但是，革命年代过去，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社会底层已经没办法通过战争立功获得升迁机会，毛与时俱进，创立所谓“三结合”模式吸纳社会底层，只是“三结合”的主角随时根据政治需要变换，比如著名的“鞍钢宪法”中把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在学校中宣导发挥学生、教师和教学管理辅助人员“三结合”共同开展教学改革的积极性，等等。 “三结合”已经成为毛泽东在国家管理活动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思想工作方法。基于长达四十馀年的群众动员经验，毛相信通过文革推翻旧的权力结构，采用三结合的方式创建新的权力结构，可以满足社会底层这种权力幻觉。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文革的“三结合”模式，是指由“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以实现权力的“新老交替”和“革命的大联合”，其中的革命群众代表：指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等“革命左派”代表。这些人按照身份，无法在短期内进入权力机构，但通过文革造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让他们进入革命委员会，确实满足了这群人的权力欲望。

三、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未完成从革命者到执政者的转换。

建国之初，对于刚刚执掌国家政权，初次著手管理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还只能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称为“老大哥”的苏联为榜样，各种政策都以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为依据：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认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它违背按劳取酬原则，阻碍生产发展；苏联实行专家治国，并不提倡未经过大学教育的工农兵直接进入政权。当时“学习苏联”是中共的政治正确，毛泽东最初没有提出明确反对，但内心并不赞同，将学习苏联模式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让步”。

中苏交恶后，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对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官僚系统的不满，希望推倒重来。毛泽东对苏共变质、苏联变色的评论早已人所皆知，文革中创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他推崇的三结合模式的典范。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未完成从革命者到执政者的转换。（美联社）

习近平发动“二次文革”，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习近平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中，话讲得很重，比如提出“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批评了各种对自我革命认识不足的错误观点，进行自我革命时要“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也谈到官员要“自我省察”，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但主要是指腐败这点；还提出“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唯一提到群众的是在谈到“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此处的发挥群体监督意涵清楚，是发动群众检举，这一点，从毛邓江胡直到习近平的反腐，从未放弃鼓励群众检举。

但这根本不是文革的动员令，有心者只要找出毛1966年发动文革的两个重要讲话《五一六通知》与《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在《五个一步到位》这篇文章中，习肯定了现存中共的制度，也并未将被清除的党内军内高官称之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更没有假设党内有条资产阶级路线。而且毛发动文革的三个条件，对习近平来说，毛发动文革清除刘邓等政敌这一动机完全不存在。党内的不满，他能够用反腐等形式压制、消除；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远不如毛，官僚队伍再腐败无能，也是习近平的统治基础；至于发动群众搞“文革”，习近平自知他在群众中完全不具备毛泽东那神一般的领袖魅力，掌控不了如今的群众，遍布中国城镇的监视器就是他不信任群众的表现。目前情况下，他要发动文革，不是巩固自身权力，而是将自身放在火上烤。

以上是从主观动机、时、势等出发分析，指出习近平是否有发动二次文革的可能。仅仅从某些作为是“文革手法”，就认定要发动“二次文革”，那是对中共的革命斗争史不了解。“文革”期间的整人方式，是中共集农民运动、解放区两次土改、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1949年之后的全国性土改、历次政治运动之大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早就娴熟于心，有机会就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