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洛熙事件”追问：手术室应该有监控吗？

其实，手术室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一直是争议话题：有录像时，患者担心隐私暴露，医生感到被监视；但若不录像，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难以举证，院方也难自证。

多位受访律师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手术室是否要安装摄像头。

山东某县医院院长王铮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困惑：“我们也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平衡监控的利弊。”

医院管理者、律师等多位受访者希望，能建立国家层面的部门规章或行政法规，明确规范手术室是否应当录像、录像保存期限以及是否可供调取等实际问题。

手术室监控普遍 但非强制规定

李奎是海康威视北方某省的一名销售。他介绍，当地大型医院手术室安装监控是普遍的，“2010年代是监控最火的时代，医院能安的都安完了”。

据他介绍，这些监控设备都具有存储功能。摄像头采集到视频信号后，要先接到硬盘等存储介质里，多个存储介质再接到一个存储设备中，再输出到显示屏幕。

经济观察报同时咨询了北京、浙江、重庆、江苏等多地医院的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均表示医院手术室安装摄像头是普遍现象，录像均可存储，只是存储期限有差异。

北京协和医院某外科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该院几乎每个手术室都有摄像头。北京另一家三甲医院一位外科主任介绍，摄像头主要是为了方便手术部工作人员看各手术间的手术进展、当时的内部环境及人员状态等整体情况。

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麻醉医生补充，手术室摄像头还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回顾和查找自己在手术过程中是否遗漏了东西，同时也是医院内部管理的一种手段，检查医护人员是否在封闭的手术间有不当行为。

该麻醉医生介绍，麻醉设备上也有摄像头，主要是为了监控精麻药品的取用是否合规，此摄像头的存储时间一般至少有3个月。

不过，中国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医院手术室必须安装监控录像。

公安部2015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T31458-2015）显示，“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的重点部位”包括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等，在出入口应当配置视频监控装置。但并未规定内部是否应当监控。

目前与手术室是否应配备监控最相关的国家层面的文件，是国家卫健委的卫生行业标准《手术室医学装备配置标准》，发布于2024年4月。该标准规定，手术间内基础装备包括“手术摄像系统”，但配置要求仅是“选配”，并非强制要求。

目前，手术室内是否要装摄像头，都是根据各地自行制定的规范，标准参差不齐。

经济观察报未能查阅到宁波的安防规范。浙江省2009年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技术规范》（DB33/T768.11-2009（2020））显示，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并非“应设或宜设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区域”。

上海2019年发布的《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31/T329.11—2019）则明确要求，“手术室、重症监护室、产房等家属等候区域、家属谈话室应当配置彩色摄像机”，除非有特殊规定，视频监控图像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天。

监控的法律地位不明

很多网友认为，手术室安装监控有利于监督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在发生医患纠纷时，监控录像是有力证据。此前，在网络流传的某民营医院医生在手术室捶打患者头部的影像，被人们视为手术室有必要安装监控的例证。

不过，多位医生介绍，手术室的监控对判定医患纠纷的作用有限。前述北京三甲医院外科主任说，当发生医疗纠纷时，一般是查看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手术室录像很难还原手术细节，往往无法判断手术过程是否有疏漏。

李奎介绍，早年安装的摄像头分辨率、存储空间整体上低于现在的水平，如果要更新换代，存在很多现实困难。“监控的损耗率很低，手术室是一个净化的空间，环境对感染值要求很高，手术室施工之后再想安装就很麻烦了。可能安个摄像头花几千块钱，装修要大几万元”。

而在律师看来，在很多医疗纠纷案件中，监控录像之所以很少成为判断医护过错的证据，背后涉及法律层面与医疗体系的双重复杂性。

北京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医药与大健康法律事业部主任肖先静说，当医患纠纷发生时，医疗机构通常会依据民法典第1225条和《医疗纠纷预防处理条例》制作的病历资料进行说明与应对，这些病历是记录诊疗过程并界定医疗行为是否合规的核心书证。而手术室监控录像并不属于法定的病历资料。因此，很多医院可以不提供医疗录像视频。

多位律师提出，监控录像应属于病历资料的一部分。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意光说，手术期间的录像其实符合病历的定义，但没被纳入《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种类中，所以在实践中有很大争议。“一般医疗机构不认为它是病历，病人一般也拿不到。我认为将手术录像纳入病历管理范围会更好”。

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中清代理医疗纠纷案件多年，他认为当发生医疗事故后，患者可以要求第一时间封锁现场，有关部门应及时调取医院监控作为证据。

隐私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患者都赞同医院保存手术室视频。

李奎留意到，对医院监控是否侵犯患者隐私的担忧一直存在。多家医院的保卫科时常会找他确认，录像是否确实仅存于本地。部分产妇来医院分娩，担心录下了隐私部位，也有做人工流产的患者担心监控会进行人脸识别。

也有医美机构的医生对肖先静说，有些做隆胸手术的顾客对监控很不满，认为录制了其隐私部位，一旦录像保管不当流传出去，会严重侵害其隐私权。

就王铮所管理的医生来看，不同人对监控的态度不同。“对于自觉的医生，记录一下也没关系。有时候有纠纷要调查，如果没有监控，医生什么也说不出来，会很委屈。但毕竟安一个监控，医生会感到这是对自己的监视，好像时刻看着你干活没有？下班没有？”

一名新生儿科医生经常去手术室，他非常希望手术室内能安装监控，从而佐证医生的操作足够规范，避免纠纷，但又担心因保存不当泄露患者隐私。“有些录像流传出去是很恐怖的。比如人流手术，要用鸭嘴钳打开阴道，用手术器械打开宫口，消毒，刮宫。这种东西怎么能保存？”

肖先静也注意到，手术室录像因医患双方的认知不同，可能产生误解，这导致医院态度谨慎。

“手术中有些规范性的正常操作，比如涂抹一些部位，患者可能不明白，认为有侮辱性。如果发生医疗纠纷，可能会被断章取义。”肖先静说，医院的态度是复杂的。

2025年4月正式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又给医院管理者带来了新的困惑。

王铮所在医院今年关闭了所有院内监控，包括手术室内监控，就是因为医院医务处注意到了上述条例的第八条规定：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公共场所区域，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

“国家都发文了，说是暴露病人隐私的地方，就不提倡再安监控了。但我们也都知道有争议。”王铮问经济观察报记者，“你感觉国家发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们医院到底该不该安装摄像头，还是说医院就不适用条例？”

肖先静认为，医院的手术室并没有被明确规定是公共场所，该条例对医院手术室没有很好的规范性意义。

王铮认为，“如果政策说必须要提供监控视频，那就明确一下必须安装监控，保存多长时间有效，期间需要调用就按要求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