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抗议震撼全网，中国出现不可忽视的反共力量

外卖小哥是当下中国最典型的底层劳动者，这次长沙事件可见，外卖员的上面有来自管理平台和制度的压力，中间有相关物业和保安的管理压力，下面有骑手间的竞争和自己背后一大家子要吃饭的人，“如果哪天他们真的被逼到绝境，这股力量有多大？”

评论：外卖员，一股不可忽视的反共力量

12月23日，时评人“新高地”在X平台发文指出：长沙合能璞丽小区的外卖员抗争事件如同一枚引爆的火药桶，迅速点燃了公众的目光。中国有1400万人的外卖员规模，他们的网络化组织和快速响应能力，已从零星“献忠式”反抗，演变为“黄巢式”集体行动。

湖南长沙爆发一起大规模外卖员抗议事件，大量武警现场戒备。（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文章指：为什么这个群体对中共当局不满？根源在于中共系统性的剥削和监管缺失。首先，外卖员工作条件极端苛刻：平台如美团和饿了么的算法不断压缩配送时间，导致骑手们“逆行超速”成常态，交通事故频发。2024年以来，多起骑手“崩溃”事件流传，他们抱怨超时罚款、低单价补贴，以及恶劣天气下的无保护劳动。

其次，外卖员收入不稳：尽管日订单量巨大，但平台竞争激烈，佣金抽成高达20-30%，骑手月入往往徘徊在5000-8000元，扣除电动车维护和罚款后所剩无几。再次，社会保障缺失：超过60%的骑手没有正式社保，受伤或失业时无人兜底，这被视为当局对“新业态”监管的失职。

最后，外卖员与物业、保安的冲突频传，象征着底层劳动者被“精英社区”排斥，放大阶级矛盾。这些不满虽起于平台，但矛头往往指向政府---因为当局的劳工政策未能有效干预，导致骑手们在疫情后经济低迷中首当其冲。

文章还指：从长沙抗争事件可看出，外卖员不是孤立的“螺丝钉”，而是一股潜在的集体力量。1400万人的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他们的网络化组织（如微信群召集）和快速响应能力，已从零星“献忠式”反抗演变为“黄巢式”集体行动。如果当局继续忽略他们的权益诉求，这股力量可能进一步发酵，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毕竟，底层民众的“退无可退”才是真正的隐忧。

不仅外卖员，最近的农民返乡也令中共胆寒

11月13日，中共农业农村部在云南召开的“全国乡村工匠培育及脱贫人口务工就业工作会议”上，副部长姜文胜亲口喊出“坚决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句话迅速引发全网关注，因为它相当于官方亲口承认：2025年农民工返乡潮已令北京坐立不安。而更可怕的是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往年，中国农民工返乡高峰要到腊月二十之后，今年从9月就已开始，11月中旬已呈现井喷之势。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处火车站、汽车站，随处可见眼神麻木、沉默不语，拖着纸箱、破旧行李箱的农民工。因为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只能提前回老家“被过年”。

截至2024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3亿人。有评论指出，中共最怕的不是GDP数字难看，而是这3亿农民工一旦在县城、乡镇彻底失业、滞留，聚在一起酝酿出的愤怒可想而知。明末李自成、黄巢、唐末黄巢，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末年，都是流民四起、民不聊生。今天的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个逻辑。

根据英国《卫报》12月19日独家报道指出，以11月在海南省临高县发生的不满政府拆除一座小型道教庙宇，而引发民众抗议为例，虽然抗议规模并不大，不过这种民情激愤场景却一再于中国各农村地区上演。根据华府“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的追踪资料显示，在今年前11个月，已经记录到661起地农村抗争事件，其较去年全年增加约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