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倒台22年，伊拉克变化翻天覆地

根据世界银行和IMF数据，萨达姆统治后期（1990-2003年），GDP年均增速为负，整体经济收缩严重。至萨达姆倒台前一年的2002年，伊拉克的GDP降至329亿美元，人均GDP降至1266美元，分别比萨达姆上台时的1979年还低13%和56%。在中东排名垫底，比伊朗低33%（1979年仅低5.5%），远低于沙特的约9000美元和以色列等国，仅高于也门。

贸易方面，伊拉克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占GDP90%以上。1970-1980年代，石油出口高峰期日均400万桶，年出口额数百亿美元。但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制裁禁止石油出口，直至1996年“石油换食品”计划允许有限出口（日均约200万桶）。2002年出口额仅约13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进口锐减至必需品（如食品、药品），年进口额不足100亿美元，黑市和走私盛行。

人口增长但经济规模反而下降，国民生活水平自然急剧降低。1980年前，伊拉克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850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城市化率高，医疗免费、教育普及。但制裁后，收入暴跌，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98美元，在萨达姆执政24年期间下降了62%，年均下降2%。

由于收入骤降，当时的伊拉克人营养不良率高达30%，婴儿死亡率上升，失业率超50%。通胀严重，1994-1995年一度超400%，货币暴跌，民众靠配给制生存。

总体而言，萨达姆执政后将执政重点放在对内建立集权统治，对外军事入侵上，经济陷入崩溃，生活水平倒退至发展中国家低位。

二、萨达姆下台后至2024年，伊拉克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虽然也受但也受宗派冲突、ISIS恐怖主义、伊朗在伊拉克培植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和官场腐败影响，但整个国家的权力构架向民主法治方向靠拢，政府的执政重点放在发展市场经济上。与此同时，经济摆脱制裁，石油生产恢复和高油价推动快速增长。

2003-2024年，伊拉克的GDP从219亿美元增长至2796亿美元，21年翻了11.8倍，名义GDP年均增长高达12.89%，可比价年均增速约5.99%（Trading Economics数据）。

2003-2024年，伊拉克人均GDP从818美元增长至6011美元，21年翻了6.3倍，年均增长高达9.96%。在中东排名也从2022年的垫底上升到中游（第8位），仅低于海湾国家和以色列，高于伊朗、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家。

伊拉克的贸易结构仍以石油为主，出口占比95%以上。制裁解除后，其石油产量从2003年日均130万桶升至2018年高峰470万桶，2024年约420万桶。年出口额从2003年约80亿美元增至2023年超1000亿美元，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为中国、印度和欧洲。

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伊拉克国内消费井喷。进口主要为食品、机械和消费品。2024年进口额约600亿美元，贸易顺差巨大。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不太均衡，但整体上显著改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2年的不足700美元增加至2024年约4200美元，年均增长约8.9%。

与此同时，伊拉克通过城市重建、增加电力和教育投资，极大改变了国家形象和城市面貌，医疗和教育覆盖率逐年提升，中产阶级快速恢复。其贫困率也从2003年近60%降至2024年约15%左右。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大多数年份财政均有结余，逐步还清了萨达姆欠下的大约800亿美元外债。因为无需印钱稀释内债，加之伊拉克央行改革和石油收入支撑货币稳定，因而通胀控制较好，2003-2024年伊拉克年均通胀一直处于2%-4%的水平（FocusEconomics数据），远低于萨达姆执政时大多数时间的两位数。

总体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经济虽然继续依赖石油，但整个国家埋头发展经济，不再对外挑起战争，整体生活水平较萨达姆时期大幅提升。

三、为什么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的经济能够快速发展？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源于国际制裁解除、民选政府推行市场经济并对外开放，以及外国援助和投资流入。

首先，2003年联合国解除对伊拉克石油出口制裁，“石油换食品”计划结束，伊拉克重返国际石油市场。石油产量从2003年低谷快速反弹，2010年后稳定在300-400万桶/日，出口收入从数十亿美元飙升至千亿美元级别，推动GDP高速增长。

其次，战争和制裁破坏的经济基础在重建中释放潜力。在美国协助下，萨达姆倒台后的伊拉克民选政府政策较为稳定，能够吸引外国投资，重建基础设施。西方援助（如美国数百亿美元）和国际组织贷款支持电力、交通和医疗恢复，刺激消费和就业。尽管宗派冲突和ISIS（2014-2017）造成破坏，但石油收入缓冲冲击，能够维持财政支出并有所结余。

第三，人口红利和市场开放发挥作用。伊拉克年轻人口众多，战后城市化加速，消费需求爆发。完全的市场化经济 环境吸引了中国、欧洲企业投资油田和技术服务，提升生产效率。同时，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允许石油收入转化为公共投资。

通过对比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经济的重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伊朗神权能够被世俗政权取代，委内瑞拉能够在马杜罗被美国逮捕后抛弃所谓的国有化转回市场经济环境，伊朗和委内瑞拉濒临崩溃的经济也将快速修复、增长，两国人民也能从贫困潦倒中走上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