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日反制再升级？官媒揭玄机

制裁岩崎茂的原因很直接。 此人曾是日本自卫队的最高指挥官，也是十足的日本右翼分子; 在职期间推动了诸多对华负面政策的制定，退役后仍持续介入安全与政治议题; 如今更公然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卸任之后，岩崎茂继续在日本防卫体系内部推动对华强硬叙事。

2014年从统合幕僚长职位退任后，岩崎茂在各类论坛和安全场合中将中国明确界定为需要遏制的系统性挑战。

而其介入台湾问题的行径，更具挑衅性。

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玉泽德一郎披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最早便出自岩崎茂之口。

2021年10月，岸田文雄政府表示将启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改，岩崎茂随即公开主张将台湾问题直接写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提出仿效美国“与台湾关系法”，为日本对台介入建立制度和法律依据。

今年3月，岩崎茂出任台湾行政院的政务顾问。

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相关信息透露，他还多次前往台湾。 今年6月，他曾参与台湾民间智库组织举办的“台海防卫兵推”。

这完全不是顾问建议，而是实质性的军事勾连。

在制裁消息发布后，舆论场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岩崎茂已经退役，那这次制裁是否具备足够力度?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谭主，对于那些利用既有身份影响力长期从事对华不友好活动的人，中方有权依法禁止境内组织和个人与其发生任何交易，这种直接作用于现实利益的限制，本身就具有明确约束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制裁针对的并不只是岩崎茂个人，而是他退役后仍在运转的整套关系网络。

他长期活跃在日本的政、商、军交汇地带，既是日本重要防务展会的副会长，也是日本网络防务企业的负责人，同时还长期担任多家大型企业和机构的高级顾问。

霍政欣告诉谭主，反外国制裁法在具体适用中保留了一定执法弹性。 如果此人服务的企业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就完全可能波及企业在华业务，进而对其本人形成实际约束。 这是具有威慑效力的一个体现。

玉渊谭天发文，陆方对日持续升级反制措施的核心所在：台湾问题。 (示意图：shutterstock/达志)

正因如此，这次制裁，最先感受到压力的，恰恰是日本商界，是那些仍在聘请他担任顾问、与他保持合作关系的企业。

按照制裁措施，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不得与其发生任何合作。 一旦他以顾问身份介入中国业务，或领取与中国业务相关的报酬，就会直接触及法律红线，相关在华主体势必面临严重后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宋国友也告诉谭主，制裁的效力并不只体现在对个人造成多少直接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震慑本身。 中方公开点名并实施制裁，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意味着任何继续与其合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认真评估被中国制裁的现实风险。

与此同时，围绕他与中国的资金往来、结算和合作路径，也会被纳入严格的合规审查范围之内。

对此人进行制裁，便意味着倘若日本一些人士仍试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甚至妄图让军国主义借壳还魂，那么被清算的，绝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名字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舆论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岩崎茂早在3月就出任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中方为何选择此时出手?

回头看大陆的反制时间线，可以发现每次反制升级之前都有一次明显的外交行动。

此时出手，恰好说明中方反制正在升级。

11月13日深夜，中方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随后中方多部门接连发声。

11月18日，中方与日本外务省当局进行磋商，但日方回应仍然模糊不清。 对于随后举行的G20峰会，中方也明确表态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

反制重点升级到了高层互动。

谭主梳理了大陆外交部此前围绕台湾问题的反制行动，可以看到中方曾经实施更强硬的反制措施。

第一个节点是2023年4月7日。

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从事政治活动，中国外交部对哈德逊研究所和里根总统基金会暨博物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持续推进的，还有军事演习等行动。

第二个节点是2023年4月13日。

针对他国议员试图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对相关人员采取制裁措施。 不久后，商务部也回应了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一事。

第一个节点，反制措施主要围绕个人和组织展开; 第二个节点，直接把企业拉进不可靠实体清单。

霍政欣告诉谭主，这正是反制升级的具体体现。 当下针对日本的反制仍处于储备和观察阶段，但方向非常清楚，一旦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就不只是外交行动的问题。 中方手中，还储备着系列政策工具。

也可以说，中方此时将此人列入制裁清单，只是这个阶段对日反制的开始。

话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任何胆敢在台湾问题上越线、试图与台湾当局狼狈为奸的人，都不该低估中方反制的决心，更不要误判由此带来的后果。

这正是中方持续升级反制措施的核心所在，中方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