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中国偷偷坐了4600人次飞机

不过，多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限高者绕过“限高令”，购买高铁票和飞机票，已形成黑色产业链。近年来，被限高者因违规乘机被法院通报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1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到因违反限制高消费令乘机，福建省法院对282名违规乘机者处以罚款，对438人作出了拘留决定。

目前，在多个网络平台都可以看到一些自称可以帮助被限高者代订机票的中介发帖揽客，并做出“包过安检”等承诺。他们是如何突破限制买到机票的，又有着怎样一条产业链？

用国外系统逃避国内核验

张奎自称做这个业务已有一两年时间，被限高者只需要把真实的护照拍照传给他，他就可以帮忙从国外代订机票。他表示，他利用的是国外渠道订购机票，只能买全价票，而且每单收取￥800元到￥1500元的“服务费”。订完票后，客户可以在航旅纵横App看到自己的订票信息。

另外，“多一道手续就多一道风险，所以你不要办理托运，要直接走人工通道进行安检”。关于安检时人脸识别是否有风险的问题，张奎称“人脸识别查不出限高信息，按照我说的办法，可以包过安检”。

为取得记者信任，张奎还通过微信给记者发来多张聊天记录截图。其中一个截图显示，一名“客户”称 ：“我第二次（以这种方式）乘机了，已经轻车熟路。”张奎则回复称：“安检很丝滑的，飞了一次后，（相关流程）你就清楚了。”

当《中国新闻周刊》询问，被限高者是否可以让自己在国外的亲友订到这种机票时，张奎称：“没有那么容易，不是谁都可以操作的。”

另外一名黄牛也表示，自己的订票途径是国外系统，只需客户发来真实且在有效期内的护照图片即可。“目前，我没有订票不成功的时候。”

黄牛真能通过境外渠道为被限高者订到机票吗？中国国内一家从事航空运输旅游信息服务的知名企业内部人士孟寒（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有一段时间，护照在中国国内系统未被列入拦截范畴，所以有人被限高后，用护照订票乘机。但早在2014年，该公司就配合法院对非法订票业务进行拦截，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完善。当前，不管被限高者是用个人护照还是身份证，都无法通过该公司系统订机票，可以说拦截率已达100%。

孟寒称，非法出票的主要漏洞在国外的预订系统上。“一些国内航司通过国外分销系统实现代码共享，不法分子就通过国外分销系统订票，确实可以绕开中国国内系统。”

还有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航公司担心订票人误输个人证件号，允许其后续修改。有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漏洞，订票时故意把被限高者的个人证件号输错，如把英文字母O、I输为数字0、1，以这种方式逃避监管。

除了这些手段，还有黄牛提到了“内鬼”。黄牛孙宁（化名）自称是一家信息公司员工，做这行已经有两三年时间，其之所以可以为被限高者订票，是因为他们和很多航司有“合作”。

记者表示要购买一张从北京飞往广州的机票，订票平台显示，经济舱票价为折后￥850元。孙宁称，通过其购买这趟航班机票，只能买全价票，另外还收取￥1000元“服务费”，总价为￥4000元左右。

孙宁表示，航司之所以愿意与其合作，是因为“航司也要追求业绩，￥1000元的服务费里面，有￥700元会到航司相关人员手里”。他还多次提到“因为航司内部有人配合，所以可以200%保证顺利出票和乘机”。

针对这种说法，多家航空公司否认有“内鬼”与黄牛合作。中国国际航空一位客服人员表示：“没有这种情况，被限高者遇到这类人员，要认真甄别，谨防上当。”

“假证”

相比机票，宣称能为被限高者代订高铁票的中介较少，只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如何“钻漏洞”。有人发帖分享经验：“被限高者先用自己的身份证购买一张普通车票，通过人脸识别进站，同时再用亲友的身份证购买一张高铁票上车。”

多名黄牛称，近年来，铁路部门加强监管后，为被限高者订高铁票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他们已经不做高铁票业务。

“顾老师”自称是河南晏明信用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他称，其现在仍有渠道购买高铁票，具体方法是为被限高者做一个铁路系统内部的“工作证”，收费￥2万元，可以保证零风险乘坐高铁。

他称，有了“工作证”，被限高者可以以铁路系统员工身份乘坐高铁。“不用高铁票，拿着工作证就可进站。”“顾老师”说，“工作证”是真实的证件，“一次性交费后，以后每年免费年审。持有这个证，对于出行频率高的人群来说，是很合适的”。

他还表示，哪怕是铁路系统员工被限高，“只要其工作没有被限制，就可以乘坐高铁”。如果有列车员查票后发现异常，“大不了补票就行”。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出差原因，铁路职工用通行证时可以免费，但旅客不可能办这种证件。如果发现持有假证，会被公安查获，受到法律制裁。”

不过，记者拨打了天眼查上显示的河南晏明信用服务有限公司电话，一位接线人员证实了该证件的存在，“是真的证件，属于铁路部门工作证。这个证件是我们公司（委托他人）做的，这个业务（我们）做了很久了”。

多名被限高者被惩戒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黄牛们普遍注重避险。一名黄牛称，他们不是什么人的钱都赚，对被限高者会有所选择。“我们只接受有普通经济纠纷的被限高者作为合作客户，如果涉及刑事案件，我们是不会合作的。后者安检风险大，查得严。一旦被发现，我们也可能受到牵连。”

在机票买到后，被限高者确实能过安检关吗？

珠海机场安检部门工作人员说，被限高者过安检时，安检系统会立即提示，因为法院、公安、机场等信息已联网。“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被限高者是走不了的。如果用别人的证件过安检，属于冒名顶替，（我们要报警）让派出所处理。”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确实曾发现被限高者乘机的情况，通常的做法是拦截和劝离，“一般不会报警”。孙宁也表示，过安检时万一被发现，只要不跟工作人员争执，通常不会有问题。“我曾有个客户，安检时被发现，他掉头走了，（没有被拦截）。”

有的机场安检部门对乘机人的检查相对宽松。南方地区某机场安检部门工作人员称，如果乘客有机票，他们只查验证件姓名和号码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会放行。“我们不会查其是否被限高，我们没有权力拒绝一个证件号码和名字相符的人过安检。”

当记者询问，被限高者过安检时，系统是否会弹窗提示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不会”。他还强调，航司有被限高者名单库，这类人员由航司负责查控。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中国最高法、中国多地法院都在持续排查打击这一行为，相关人员哪怕当时没有被发现，事后如被追查到，会受到罚款、训诫甚至拘留等惩戒。

中国最高法在通报2023年违反“限高令”乘机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时提到，共罚款2736人次、拘留1876人次。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赛赛说，2025年，该院对一名违反“限高令”的乘机者做出了处罚措施。当时，西峡法院在排查上级法院反馈的“违反限制消费令乘坐飞机人员”名单时发现，胡伟（化名）早在2023年就被西峡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却仍于2025年8月存在乘机行为，其行为涉嫌违反限制消费令相关规定。赛赛称，胡伟是用护照通过某网站买到一张高价“黄牛票”，从北京飞往成都。

西峡法院执行局组织干警开展核查工作，胡伟向西峡法院提交说明称，此次乘机系因单位紧急通知出差，当时若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已无法按时抵达，情急之下才通过黄牛购买机票，目的是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运作，并非用于个人生活消费或娱乐。

法院研判认为，胡伟虽违反了限制消费令，但考虑到其乘机系出于企业经营需要，且作为被执行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终决定对其采取罚款￥500元的惩戒措施。

罚款作为对这类人员的惩罚措施较为常见：2024年11月，被执行人李某某乘机出行，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法院通过系统数据监测发现后，对其作出罚款￥2000元的决定；2025年12月，重庆市四中院查明被执行人任某曾乘机，对其罚款￥5000元。

一些情节严重者，还会被拘留、入刑。2024年3月29日，被限高者刘某用护照购买机票后，在南宁吴圩国际机场准备搭乘航班飞往新加坡，正准备出境安检时，被南宁市兴宁区法院执行干警堵住，最终被处以15日拘留的处罚。

2026年1月，中国最高法发布2025年人民法院有效解决执行难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就是被执行人因违反“限高令”，以拒执罪入刑。法院核查发现，顾某在明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且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情况下，多次以非法手段购买高铁、飞机票并实际出行，其中25次乘坐飞机前往阿联酋、新加坡等国家，并伴随有出入高档按摩店、大额游戏打赏等高消费行为，支出金额高达￥30余万元，甚至将高消费行为通过微信发送给申请执行人张某某挑衅，情节十分恶劣。后来，经法院审理，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顾某相应刑罚。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加良说，如果被限高者从黄牛处购买机票或高铁票，法院确认其存在给付义务的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其行为就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黄牛事前明知被限高者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仍为其订票，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不过对办案人员而言，判断黄牛是否属于共犯存在取证难度，黄牛很少承认自己知道被限高者有履行能力且拒不履行，对其打击手段相对有限。”刘加良称。

如何堵漏洞？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数据，截至2026年1月30日，失信被执行人共有8510967人。

一位受访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因被限制高消费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购买高铁和飞机票的人数超过851万。“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他们成为黄牛的潜在客户，该黑产的市场规模不容小觑。”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限制消费令”屡屡被突破，对法院、公安、民航各部门间的协同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被执行人通过使用护照或借助他人代买等方式规避“限消令”，暴露出监管衔接的问题，根源在于法院、公安、交通等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证件系统没有全面联网，导致监管存在漏洞。

谢澍建议，要通过立法明确第三方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并且纳入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从而增强法律震慑，从源头减少此类行为。

目前，中国国内大多数航司的机票销售和航班管理依赖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系统。

2023年8月，无锡中院曾向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司法建议，提出该公司应及时对接公安出入境、边检等部门数据库，实时更新包括“限高”被执行人居民身份证信息在内的个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信息。同时，在系统中增设居民身份证件信息必填项，要求机票销售代理人在为使用个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订票的中国公民提供订票服务过程中，必须采集其居民身份证信息并提交系统查验。

此外，刘加良说，近年来，一些航司面临经营压力，不排除有个别内部人员没有依法协助法院拦截被限高者，航司内部还需要加大监管力度。

上述受访律师则表示，在打击这类非法行为的同时，需要考虑一个现实情况，即在失信被执行人中，部分人没有及时偿还欠款，并非不诚信，而是遭遇不幸。如果法院对所有失信被执行人“一刀切”式限高，可能会增加他们的还款难度。

“我有个做影视行业的客户，因行业性质经常需要中国各地出差，但被限高后，从北京去成都出差要坐30个小时的普快，出行非常不便。尽管有相关规定提到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被限高者可以购买机票或高铁票，但现实中实施得并不理想。”该受访律师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本规定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该受访律师表示，有的执行法官一年要办上千个案件，判断被限高者是否符合上述特殊情形，需要做大量工作，“要求执行法官对每个案子都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精细化处理，恐怕不太现实”。

另外，相关情况也可以造假。“顾老师”表示，如果被限高者有特殊情况需要乘坐飞机或高铁，提交申请后也可能被法院允许。“我们会为你制定方案，做出‘申请书’。”当记者询问是不是制作类似被限高人出现家庭变故（如家人病重）等证明时，“顾老师”表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会做到符合你出行的条件，一般不会有问题。”

多位受访者表示，出台上述规定的目的，是在执行“限高令”的同时，为被限高者在特殊情况下预留弹性空间，避免“一刀切”式限高，但同时也应扎紧制度篱笆，谨防不法分子利用上述规定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