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危害人民的＂国策＂怎么能走了几十年？

       柴静问梁教授：“今天看到当年的预言变成现实是一种什么感受？”梁教授用几近哽咽的语气回答说：“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的一个民族的弯路，来证明我的正确……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事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教授的论文和著作，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读者，他只能自己印发，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所以他的声音并没有被更多的人听到，有关决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会采纳他的建议。

       他这么些年来，就像一个单枪匹马的孤勇者，试图在非理性的政策中，呐喊出理性的声音。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学者，他形容自己长达几十年的努力是“自讨没趣”，但即使无法改变全局，也要留下反思的记录。

       作为不幸中的万幸，梁教授在山西翼城进行了“二胎试点”的工程。据梁中堂讲述，他当时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关注。1984年他给胡耀邦写信反映计划生育“长期建立在与群众对立的基础上，违背客观规律”，这封信获得批示要求测算。

       1985年，山西翼城县成为他方案的试点，五千个独生子女家庭的数据竟是虚假的统计。试点实施后异常平稳，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于全国水平。但这个试点从未得到推广机会，梁中堂说：“我领着几个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连王伟（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后，翼城试点被称为“赵紫阳的试点”。在1990年的学术会议上，梁中堂公开反驳：“翼城实验是1979年我提出的学术观点与实践的结合，不能因为政治风波就把赵紫阳参与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坚持邀请媒体到翼城调查，自印书籍寄给软禁中的赵紫阳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称《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并当面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他说：“我把一生的生命给了它（计划生育），然后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政策），所以最有资格（要求）废弃它的就是我。"

       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于政府干预生育本身：“生育权是国际公约共同确定的，公共部门不该干预。”他又批评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复当年的错误：“现在许多宣传和1979年提倡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那个氛围和感觉都一模一样。”

       梁教授当年的预言在今天被一一验证，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已经持续了近 20 年，现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循环。但他认为，今天的鼓励生育和当年的限制生育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干预依然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梁教授的抗争并没有带来他理想中的结果，计划生育政策造就的是中国几代人的历史伤痛。柴静问他：“您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梁教授说：

      “历史总会记录下来的，记录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有过另外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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