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国“按需杀人取器官”体系

中国政府多次否认有关“强摘器官”的指控，称其器官移植体系符合国际规范，并指相关说法是抹黑中国的谣言。然而，杨杰凯表示，围绕移植数量、器官来源及数据透明度的争议，仍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强摘器官”指控的关注。

在政策层面，杨杰凯认为，中共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做法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人权领域，也涉及国际医疗合作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评估。

杨杰凯也是英语《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的高级编辑和《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文字记录。出于清晰简洁的目的，文字经过编辑和缩减。

VOA：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促使您调查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指控？以及为什么您现在出版这本书？

杨杰凯：首先，这本题为《按需杀戮》(Killed to Order)的书，本身可以说是过去20年研究成果的汇编。这些了不起的研究者从2006年开始深入调查，而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时候。

当时我几乎是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听说这件事。当时我们在《大纪元时报》也进行了报道。其中一个渠道是一位举报人--一名化名为“安妮”(Annie)的女性。她指称，存在某种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人们、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这里，“按需杀戮”以供器官移植。

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移植外科系主任，他真的有一位患者。这位主任名叫雅各布·拉维医生(Dr. Jacob Lavee)。我后面可能还会谈到他，因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活动人士。

他有一名患者，长期等待心脏移植。有一天，这名患者告诉他，两周后他将接受一次已经排定日期的心脏移植手术。当拉维医生后来向我讲述这一情节时，我感到毛骨悚然。

从拉维的角度来看--他曾担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负责人，他说这根本不可能。绝无可能，因为否则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被杀。

但那名患者确实去做了手术，然后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举报人，她的丈夫是一名外科医生，亲自参与过这些手术。他向妻子承认自己从活人身上摘取了2000个角膜，并因此长期做噩梦。妻子迫使他忏悔，并最终决定站出来揭露。

另一方面是一位移植外科主任的亲身经历。这两项指控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研究调查，我意识到：这件事极其可怕，但却是真实存在的，疯狂得令人难以置信。

VOA：我们谈谈书名。《按需杀戮》这个标题在实际层面是什么意思？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杨杰凯：你需要一个“国家行为体”来运作这种体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因为你必须能够对一个庞大群体施加胁迫性的权力；必须通过大力宣传，把某个你将用于这种用途的群体去人性化。

第二，你必须有能力大规模监禁--可能是上百万人。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1999年和2000年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情。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式。官方估计当时有7000万到1亿人在修炼。这是一种草根运动，与共产党高度等级化的结构完全不同。

当时的独裁者--江泽民决定，用他的话说，“根除它”。于是，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突然成为头号抓捕对象。为了把迫害合理化，他们对社会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当时中国每13个人中就有一人修炼法轮功。为了让迫害被接受，人们必须被说服：迫害这些人是合理的。

当完成去人性化和大规模监禁后--可能关押了100万甚至200万人，真实数字无人知晓，因为这是国家机密。泄露这些数字可能会丢掉性命。我甚至不确定是否有人知道真实数字。他们开始对这些人进行血型检测、组织配型、器官扫描。

在2006年之前，网上甚至公开广告称，“支付15万或20万美元，两周内可获得一颗新心脏。”这简直是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但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所谓“供体”已经准备好被按需杀戮，已经与你匹配了。一旦你付款，他们找到匹配者，把人运送过来，然后杀害。这完全是另一个层次，这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黑市器官交易，那本身就非常可怕了。这完全是另一个层次，另一种规模。根据我们的估算，到2000年代后期，移植数量已经增加到每年6万到9万例。

VOA：这令人震惊。您提到了法轮功学员。那么，除了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受害群体吗？为什么这些群体特别脆弱？

杨杰凯：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感谢你的提问。

在共产主义体系中，始终存在一个“外部敌人”，顺便说一句，这通常是美国。这个体系就是这样设立的。

但同时也有“内部敌人”，这就不一样了。有时候，他们是地主，那是在想要他们的土地的时候。到1989年就成了的学生和学运。1999年又变成法轮功。

为什么这些群体会成为弱势群体？因为政权基本上是在说，我们要针对这个群体。这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们想方设法镇压或消灭这个群体；二是向社会其他群体发出警告--这就是共产党能够做出来的。别跟我们对着干。

实际情况是，在长达大约14或15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人采取什么行动，尽管那时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强摘器官现象绝对是在发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细节，我可以详细解释。事情就是这样。

后来，中国新疆地区的少部分维吾尔穆斯林也成为目标，这里说的“少”是指比法轮功的人数少，其实也不算少，大概有1000万到1200万人。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把他们去人性化。他们本身作为少数民族就已被中共去人性化。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通过说这些人是低等的来让他们变得脆弱。

把他们变得脆弱是因为大多数人并非心理变态者。你必须人为地制造一种缺陷，一种人类推理中的缺陷。一旦你开始相信某人是低等的，你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这就是种族灭绝发生的原因，而一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实际上并非心理变态者。他们并非冷血无情，而是出于某种原因信以为真。于是，他们将维吾尔人非人化，监禁了超过一百万人。具体人数尚不清楚。

据我们所知，特别是通过一位名叫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的杰出研究员的研究，他们似乎又把很多人纳入了这个庞大的按需杀戮产业。

我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我们不就此采取行动，目前是法轮功和维吾尔人，未来可能包括藏人，因为藏人也是一个容易被宣传针对的群体。最近，家庭基督徒，也就是家庭教会的信徒，--最近，一个大型教会--锡安教会的所有领袖们也都被逮捕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被关押。

天主教神职人员最近也受到管控。我虽然不知此举将导向何方，但在我看来，该政权正加剧对基督徒的迫害。我担忧这些群体也将被大量纳入按需杀戮的教条体系之中。

VOA：考虑到这个话题的严峻性，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我的问题是，您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

杨杰凯：《按需杀戮》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证据。我把近20年来的大部分证据汇总起来。但让我举几个例子来帮助你们理解。

最早的调查报告由两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撰写。他们一开始列出17条证据，后来增加到33条。

当然，有一点必须记住，没有记者突然闯入手术室现场，然后惊呼：“我的天哪，快看，他们正在按需杀戮！”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场合，比如德国实施纳粹大屠杀时，他们并没有邀请记者去现场报道。最初收集到的证据虽然是间接的，但却非常有说服力。

例如，研究人员打电话询问医院：我两周内能拿到器官吗？医院回答：可以。甚至有人询问：能提供法轮功人员的器官吗？对方回答：可以，他们的器官最新鲜、最好、最健康。”众所周知，人们对法轮功学员有这样的看法。这算一条线索，是吧?

还有一条线索，而且是最近的一条。一位名叫罗宇(Matthew Robertson)的学者，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此问题的精彩博士论文。

还有一个更近期的证据。研究者罗宇与拉维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公开发表的移植论文。他们在约2000篇论文中发现70多起违反“死亡供体规则”的案例。

他和雅各布·拉维合著了一篇论文，拉维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外科医生，后来他成为一名积极倡导反对这种暴行的活动人士。他们主要研究了中国已发表的器官移植文献，包括官方文献，以及一些发表在西方期刊上的文献。他们发现，仅在大约2000多篇论文中，就有大约70多例违反了死者捐献规则的案例。

这意味什么呢？这意味，在那70项研究中，那70个人的死因是器官被摘取。他们被谋杀，器官被摘取。而且他们还把这一点写进了研究方法里，对吧？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写，--这是我现在的看法，他们之所以把这一点写进研究方法中，是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这无疑一直是中国移植手术的主要方式。

所以人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是谋杀。他们只是把这当作移植手术流程的一部分。有些例子……实际上，我有一个最近的例子，这简直令人震惊。一位来自德国的前移植外科医生跟我证实了这一点。他知道一个案例，一位女士，她患有严重的肝脏疾病，而且酗酒严重，她有某种罕见的肝脏病情。在过去的十年或许更久的时间里，她先后三次在中国接受了肝移植手术。想想看，这怎么可能？

因为记住，在任何符合伦理道德的情况下，都必须找到与你匹配的人。所以必须发生一场灾难性的意外。器官的大小必须合适。血型、组织也必须匹配。这就是为什么在文明社会里，人们要等待数年才能成功进行器官移植的原因。

在这边呢，两个星期，他们就把人准备好，随时可以按需求来杀人。

我专门用一整章，也就是第五章，来介绍所有的研究工作，这一章很长。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很乐意跟你分享。

VOA：我想您提到过，中国每年估计进行6万到9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我想知道这些数字是如何得出的。您的证据是什么？

杨杰凯：显然，估算起来极其困难，因为再次要指出的是，这是国家机密。泄露机密有可能会被处死。这就是中共设置重重障碍的手段。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忘了提及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据，我得强调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来反驳这些指控。他们只会诽谤传达信息的人。他们说：这些人是邪恶的，不要听他们的，这是宣传。他们从来不说：我们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事情并未发生。

所以，就目前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而言，我们必须推定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直到他们提供大量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必须让他们停止这种行为，然后再提供证据。

换句话说，因为这件事我们研究了25年，而他们从未真正提供过任何信息，你知道，即使是对于幸存者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确实有一个幸存者。他失去了一部分肝脏和一部分肺，他们竟然承认在他身上做了手术。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会承认。

我们当中有些人，其中一位是天主教大学的法学教授鲍勃·德斯特罗(Bob Destro)救了这个人。他曾是川普政府时期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当时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在法律上承认了这件事。

他们就这样自曝其短了。所以，这真是令人震惊。

现在我们来谈谈你问的6万到9万这个数字。要算出这个数字，举个例子，其中一项证据是对一家医院的详细研究。我们称它为“为谋杀而建的医院”。这是我们2016年在《大纪元时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我们研究这家医院是因为它宣称自己做了很多器官移植手术，技术尖端，足以与一些美国医院相媲美。

但是我们深入了解并查看那里的病人数量、医院数量、床位使用情况以及那家医院的发展情况。

这些人宣称，他们是中国顶尖的器官移植医院之一。

但实际上，他们实际进行的移植手术数量是他们承认数量的10倍甚至可能是20倍。

所以他们基本上大幅降低了数字，以避免有人发出质疑声音：等一下，这根本不可能，你们说的移植手术数量怎么会这么多？

因为当时，他们甚至没有声称拥有一个自然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真正让人们捐赠器官，那个系统根本不存在。

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这个系统并不存在，即使他们声称它存在。这个数字来源于对那一家医院和许多其他医院的调查，然后基本上是这样估算的，所以这个数字范围很广，在6万到9万之间。6万是最低值，9万--我记得伊森·古特曼估计过是10万。

我只把数字降下来了那么一点，因为我想在这件事上格外保守。我不想夸大。但想想这些数字吧。这真是个非常极端的现实。

我们说的是，当然，一个人身上可以摘取多个器官，这是事实，尤其是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出现之后。ECMO可以保护你的肺和肝脏，抱歉，应该是肺和心脏，它就像搭桥，可以延长器官移植所需的存活时间。

但我认为，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估计，这么多年来，已有超过一百万人因此被夺去生命。我猜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但再次强调，我这是极其保守的估计。但事实是，中共并不向我们提供他们所做的移植手术次数。

我们连他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至于移植手术的数字，那就更别提了。所以我们正在尽力弄清这件事。我认为就此刻而言，证据非常有说服力。

VOA：正如您所说，中共隐瞒了各类数据，不仅是器官移植数据，还有其他类型的统计数据。但是，您也知道，北京方面一再声称早在2015年就停止使用囚犯器官，完全依赖自愿捐献。但我认为，很明显，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所以，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杨杰凯：首先，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中国文化上，中国人不太热衷于捐献器官。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

但我们暂且把这个放在一边。让我们回到我之前提到的罗宇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实际上已经发表过了，但我忘了是在哪本期刊上发表的。他发表的是关于移植登记体系的数据，以及自2015年他们声称建立该登体系处以来，其数据的增长情况。罗宇非常有力地证明，这些数据是完美的二次方程。

基本上说，人类数据是无常的。完美的二次方程意味着他们人为地创建了一个公式，并捏造了这些数字。这很荒谬，对吧？

再次要说的是，问题在于，激励机制完全是错误的。

这有点像美国历史上以及其他国家存在的奴隶制。当你把一群人非人化，把他们当作工具，用于任何你想要的目的，比如器官移植。你很难转变这种状况，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这些身体。

这就是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你知道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即使在美国，试图改革官僚机构也很难。他们花了25年时间围绕器官移植建立了一套按需杀戮的官僚体系。

那么，当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捐献器官时，你如何转向自愿移植？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在中国，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当时麦克风没关。习近平、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金正恩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开始讨论通过持续的器官移植来永生。简直难以置信！

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么多年，却从未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提到，习近平说我们的目标是150岁，对吧？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我的天哪，这就是“981工程”。“981工程”是精英长寿计划。中国精英的寿命远超普通人。

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之前从未想到，持续的器官移植竟然是其中一部分。

注意啊，他们可以永远无限量地获得器官。

这价值几何？顺便说一句，我们统计的这个行业的年产值--你刚才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大约是90亿美元。

再次要说的是，这只是基于器官中位价格的非常粗略的估算。

但是，现在，能够永远拥有无限量的器官供你使用，哇，在我看来，这远比90亿美元的价值更大。

VOA：对美国来说，这是纯粹人权问题，还是国家安全问题？

杨杰凯: 我认为这具有深远的国家安全意义，因为我们是在与一个将“按需杀戮”作为其惯用伎俩的政权打交道。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比如说，作为一名外交官，如果我与中国共产党共事，我就必须明白，我不是在与一个正常的政府共事。我甚至不是在与一个正常的独裁政权共事。我是在与一个极权独裁政权合作，而且我已经解释过其中的区别。

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名叫许成钢的杰出学者，他详细地解释了这种区别，这对我理解这一点非常有帮助。但关键在于，共产主义社会能摧毁一切公民社会的表象。

我们正在与一个政权共事，该政权认为，所有公民社会，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民众中涌现出的各种活动都应该被摧毁，这样才能维护党的至高无上地位。

从根本上讲，这是最重要的信息。

但与此同时，我最近就此事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几个月前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

我们培训了大量的那些外科医生。我们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和技术。我们资助一些参与强摘器官的医院。我们与研究机构有合作关系。

这么说吧，在中国，军民融合是习近平提升的七大国家优先事项之一。所以你可以想象，甚至有人指控，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他们会开始使用台湾士兵作为器官捐献者。

所以，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有某个军事层面，那个军事层面都会被加以利用，因为这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之一。

因此，这其中的国家安全影响是巨大的。

VOA： 很遗憾我们的时间到了，感谢您接受采访。

杨杰凯：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感谢你的精彩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