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些人“像鬼一样工作” 引发国际关注

今年32岁的Amu来自印尼爪哇岛中部。七年前，他怀抱赚钱成家的梦想来到台湾。和数十万名来台工作的外籍移工一样，他为了支付高昂的仲介费借贷，即使工作了一年多，薪资仍在填补债务的缺口。

Amu最初受聘于台湾中部一家小型金属零件工厂，薪水是当时台湾最低工资新台币2万3千元，他每天工作九小时，操作冲压金属的重型机械。

对Amu而言，债务始终是他最深层的恐惧。他缴交的新台币9万5800元（约美金3045元；人民币2万1025元）仲介费，相当于他当时四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台湾基本工资是印尼的六倍，但扣除劳健保、宿舍费、寄回家乡的生活费及在台开销后，所剩薪水几乎只能用来偿还债务。

2021年初经历工业意外后，他的右脚接受了两次手术，但因失去工作能力，雇主一度试图解约，并拒绝支付医疗费与工伤期间薪资。

他无力负担疗养院费用，只能留在工厂宿舍休养，以泡面果腹；为了保住工作，即使右脚仍麻木刺痛、无法久站，半年就后重返工作岗位。

“我必须继续工作，生病会好，但欠钱没有办法好。”

印尼移工Amu（化名）来台第二年就遭遇工伤，但债务压力迫使他继续工作。

强迫劳动

Amu的经历反映了台湾外籍移工面临的弱势处境，不少人因为债务缠身，而落入国际定义的“强迫劳动”。

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引进外籍移工，目前人数达85万人，主要来自印尼、菲律宾、泰国与越南。这套聘雇制度长期依赖跨国仲介系统运作，费用不透明导致工人深陷债务。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理事长陈秀莲向BBC中文指出，台湾多数移工面临的困境并非遭受胁迫而“非自愿”工作，而是“半自愿”的——虽然表面上“选择”来台工作，但实际上被“债务”绑在强迫劳动系统中，不得不接受超时加班及诸如文件被扣留、薪资遭扣留、宿舍环境恶劣，甚至言语与管理上的霸凌等。

这些人权议题引发国际关注。2025年9月，美国对台湾知名自行车品牌巨大（Giant）实施“禁止进口令”（WRO），理由是其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风险，包括：工人因债务被迫劳动、遭遇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以及企业滥用移工的弱势处境。事件爆发后，巨大股价一度重挫。

有仲介业者指出，台湾政府允许仲介向移工收取仲介费，使得企业在招聘程序“符合台湾法令”的情况下，仍可能因供应链涉及高额仲介费而遭到国际质疑。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迫劳动指标共有十一项，包括恶劣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过度加班、拖欠工资、恐吓与威胁、身体或性暴力、债务束缚，以及限制行动自由等。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佛‧戈登（Jennifer Gordon）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只要某个产业相对于台湾本地工资“属于低薪”，并依赖持“绑约签证”的移工，同时工人还必须自行支付仲介费，“就存在高度强迫劳动风险。”

“高到不合理”的仲介费

来自印尼东爪哇的29岁工人Dika（化名）去年首次来台工作，但不到一年，他已感到后悔。

“我常常想要逃跑，但没地方可以跑。”他向BBC中文形容自己的债务困境。

来台前，他支付了近新台币14万元仲介费，分三次以现金缴交，并向亲友借贷。同时，他还签下一笔7万5000元的“劳工信用贷款”，总支出超过21万元。

印尼政府规范仲介收费上限约新台币4万5000元，但实际情况往往相差甚远，移工也常不清楚费用用途。Dika说，他从未拿到书面文件，仅有口头纪录，“那是用我的名义缴给（印尼）政府的钱，分成七期，每月缴一万多元，如果不还款，还会收到法院的催缴单。”

每月领薪日，他第一件事就是到便利商店缴费。“那是一大笔费用，但这就是规矩，不付钱就没有工作机会。工作到现在，我才刚还完信用贷款，根本还没开始赚钱。”

依照台湾法规，仲介收取移工服务费有严格上限，头三年的每月最高收费分别为1800元、1700元、1500元。超收、要求“买工费”或直接从薪资扣除皆属违法。但移工在母国缴交高额仲介费却是公开的秘密。

多项调查显示，移工来台的仲介费因国籍而异。越南移工最高，常超过新台币18万元；印尼工人通常为8万元，疫情后飙升至14万元。对于无力支付的工人，仲介常以薪资扣除或与银行合作贷款形式包装费用，要求移工来台后分期偿还并加计利息。菲律宾移工的利息支出甚至几乎等同仲介费本身。

Amu说，身边的越南同事为了偿还仲介债务，几乎不眠不休，每天仅睡两小时，假日也不出门，只要雇主要求便立刻上班，靠药物与补品支撑体力。

“他们像鬼一样不断工作，只为了尽快赚到钱寄回家。我想这么做也没办法，身体已经无法支撑。”

工伤后，雇主不跟他续约，但他才刚还清债务，正要开始存钱，没有离开台湾的理由。他因工伤纪录使求职困难，辗转15家仲介公司才重新找到工作。如今，他在一家拖鞋工厂任职，采按件计酬，每天工时长达15小时，月休仅有两天。

“如果做太慢就赚不够钱，大家都不能停下来，要不断加班。”

台湾一间人力仲介、美家人力仲介公司总经理许家畯向BBC中文表示，移工所需的文件与机票费用“应该在5万元以内就能完成”，高额收费往往是“台湾仲介与当地仲介的分润”。他坦言，海外仲介费用多在母国收取，台湾政府虽有规范，但查证困难，除非业者自律，否则难以有效管控。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理事长陈秀莲指出，现行仲介费“已经高到不合理的程度”，但雇主往往认为这是工人与仲介之间的问题，与自身无关。她批评，制度对台湾厂商而言几乎是“零成本”，业者透过引进低廉劳力持续压低生产成本。

“台湾的雇主、仲介甚至政府都在享用强迫劳动的红利，弱势移工进到这个结构里面，更容易被管理与控制。”她说。

高危险环境

在少子化与高龄化的趋势下，台湾各类劳力密集的工作多由外籍移工承担。目前台湾有超过50万名“产业移工”，是外籍劳动人口的最大宗，其次为家庭看护工。

产业移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制品与电子零组件领域，多属高危工作环境，制造业移工因工伤而致的“职灾失能率”是台湾本地劳工的两倍以上。台湾监察院曾纠正劳动部，认为移工在工厂设备老旧、语言障碍与安全训练不足的情况下，职灾事故频传。

今年26岁、来自越南的阿宗（化名）曾在台湾工作了7年。他先前工作的工厂缺乏台湾年轻劳工，台籍员工多为六、七十岁的高龄者。“其实工作都靠我们在做，如果我们不做，他们也做不来，但我们一直不受到重视。”他向BBC中文表示。

阿宗在同一间工厂工作多年，从未获得加薪，也不能参加台籍员工能去的员工旅游与年节尾牙，初来台时，他还曾因工作不熟练被同事警告可能遭遣返。在台湾，若移工表现不佳、不适任工作，雇主可单方面跟移工解约。解约后移工若无法找到新工作，便将被遣返。

他已支付近新台币20万元仲介费用，债务压力使他更勤奋工作，担心造成任何疏失，连遭遇工伤也不敢抱怨。前年底，他在工厂工作时因司机操作高推车未注意，切断一根手指，公司支付医药费并提供休养，劳保补偿约新台币10万元。

“工厂并不安全，新进员工缺乏经验特别容易受伤，但我们来台湾就是想赚钱、好好工作，只要公司没有那么坏，还可以接受，就不会想提出问题。”

他的一名朋友在台湾工作时切断三根手指，仅获得10万元赔偿，随后遭公司与仲介送回越南。“生气是生气，但也不知道怎么帮忙，只能想办法帮他找新公司。”

债上加债

在台湾，移工与雇主的工作契约为三年，期满后才可“自由转换”。合约未满期间，除非雇主同意，或因雇主死亡、歇业、不可归责于移工的劳资争议等合法事由，移工才能向劳动部申请转换。

陈秀莲指出，这制度使移工在台无法自由转换工作，尤其在受伤或遭遇劳资争议后，往往缺乏制度保障与仲介支持，多数移工缺乏法律知识、难以举证，即使移工成功获准转换雇主，“就业机会仍由仲介掌握”，要透过仲介支付“买工费”，换了新工作仍陷入债务循环。

2025年，劳动部查获十家仲介公司违法向移工收取转换工作的“买工费”。今年41岁的印尼移工Dido（化名）就是受害者之一。他来台近十年，换过四份工作，每次都被仲介要求支付3万5000元至6万5000元不等的费用。

“我一开始不愿意付钱，但发现那样就找不到工作，只能付钱赶快上工。”他说。

Dido最初因结婚，希望让家人生活更好而来台工作。他支付近新台币20万元仲介费用，涵盖机票、文件、食宿与培训等支出，并因此四处借款。此后的“买工费”更增加了债务压力。他坦言，年纪渐长后已无选择，“无论工作好不好，我都愿意做。”

美家人力仲介公司总经理许家畯解释，由于法令程序复杂，雇主多半委托仲介规划名额。当雇主解除聘雇关系后，仲介便掌握是否“承接在台移工”或“重新引进海外移工”的权力。

“由于海外引进利润更高，仲介往往说服雇主选择新聘海外移工，使得在台移工转换雇主更加困难。”

不过，他指出，这一现象逐渐转变。随着台湾部分产业推动“零收费政策”，雇主若要从国外引进移工，必须自行承担3至5万元的仲介成本。相比之下，承接已在台的移工则不需额外支付费用。

移工“零收费”政策

为了避免移工陷入“债务束缚”及强迫劳动风险，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渔业等相关公约明确提出“由雇主支付招聘费用”的原则，也被称为“移工零收费原则”。

2019年起，台湾电子产业在全球最大电子消费品联盟“责任商业联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的压力下，率先落实“移工零收费原则”。台积电、宏碁、台达电等电子巨头要求合作的仲介不得向移工收费，费用由雇主承担。

美国是全球少数积极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的国家之一。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可在“合理怀疑”商品涉及强迫劳动时，禁止其进口并发布暂扣令，必要时还可课以罚款或要求企业提供资讯。

美国学者戈登表示，该条文原意在保护美国企业，避免受到依赖强迫或监狱劳动的进口商品竞争，如今也成为美国调查企业海外供应链劳动条件的重要工具。

戈登解释，“支付招聘费用”本身未必构成强迫劳动，若工人能透过合理薪资偿还，例如高收入专业人士支付招聘费用后仍能负担生活，收入足以弥补支出，就不一定属于强迫劳动。“但若费用高到超过工人可负担范围，使其陷入债务束缚、无法脱离雇主或仲介控制，则符合强迫劳动的定义。”当债务与缺乏流动性的签证制度结合，更是形成强迫劳动的关键因素。

去年美国暂扣令实施后，台湾自行车公司巨大与美利达也相继采取行动。巨大在2025年1月1日宣布新政策，所有新聘移工的仲介费、服务费及相关规费均由公司全额负担；在被美国海关点名后，更进一步扩大至所有现职移工的补偿机制。

美利达则在巨大事件后宣布全面实施“零付费政策”，并补偿现职移工过去支付的仲介费。

巨大自行车位于台湾台中总部工厂的货柜。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自行车制造商，不仅生产自有品牌，也为其他自行车公司代工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巨大因强迫劳动疑虑产品遭美国海关暂扣，对台湾拥有逾40万移工的制造业产生警讯。

产业的焦虑

目前“巨大”的产品仍在美国海关的暂扣令之下，尚未获得解除。这次制裁直指强迫劳动问题发生在台湾本土，并对台湾拥有超过40万名移工的制造业带来警示。

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曾在多场座谈会表示，随着供应链审查在欧美成为新常态，业界普遍担心遭受波及，政府应尽速调整移工法规，符合国际标准。

美家人力仲介公司董事长林淑如向BBC中文表示，要让台湾业者全面采行电子业大厂推动的“零付费政策”并不容易。台湾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本规模与获利能力不如电子业巨头或自行车大厂，“若所有仲介费突然都由雇主承担，对产业是很大的压力。”

她指出，“零付费政策”也面临仲介阻力。部分仲介业者夸大成本，让雇主误以为若要符合国际劳工组织规范，每聘用一名移工需支付20万元以上，导致业者却步。但事实上，她也有落实“零收费政策”的客户案例：移工仅需自行负担出国文件与机票，雇主支付约一个月基本工资（约两万多元）作为仲介费，即能符合国际供应链的合规要求。“只是很多雇主并不清楚真实成本。”

林淑如观察，近期因台美关税影响，中南部许多业者景气不佳。在推动“零付费政策”或其他改善措施时，若倡议方式不当，可能使议题演变为台湾人与外籍移工之间的对立。她认为，政府应更清楚向产业说明现状，并提供诱因，例如增加移工配额或产业辅导，改革应循序渐进。

由于现行台湾企业在招聘程序上“符合台湾法令”，这意味着巨大事件并非单一事件，任何供应商都可能因供应链涉及高额仲介费，而遭美国海关以“强迫劳动”为由扣留产品。林淑如指出，海外仲介费涉及母国监管，改革可先从台湾方面着手，例如废除现行法规允许仲介向移工收取每月服务费。

修法迫在眉睫

台湾超过一半以上的职位与供应链相关，若不改革移工处境，将直接冲击本土经济。

2月13日，台湾与美国正式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内容包括要求台湾接轨国际劳动规范。台湾劳动部指出，未来将修法禁止留置劳工身分证件，并在三年内落实禁止制造业及渔捞业移工支付招募费。

台湾劳动部长洪申翰向BBC中文表示，政府计划三年内修法，改善移工聘雇制度，并禁止制造业和渔捞业向移工收取招募费。他指出，移工人权必须符合当代标准，避免受到债务约束；随着国际供应链品牌对劳工保障的要求日益提高，部分台湾产业已接获改善通知，法规也须与国际接轨。

“我们需要更重视强迫劳动问题，改善数十年累积的聘雇模式。”洪申翰说。

他并透露，在修法前政府将推动多项改革与辅导措施。劳动部已针对强迫劳动发布指引，并与经济部讨论后续计划；仲介评鉴将纳入防止强迫劳动的指标，移工证件遭扣留问题也将透过修法明确禁止。此外，劳动部正检讨政府的直聘制度，简化流程，让雇主更愿意直接聘用移工，而不需透过仲介。

阳明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副教授邱羽凡向BBC中文表示，台湾现行法规允许仲介向移工收取服务费，与国际趋势存在明显落差，应予以废除。“没有人反对仲介收费，但标准必须合理，不应由移工承担，因为这是雇主的人事成本。”

邱羽凡强调，除了美国政府的压力之外，欧盟也将自2027年起分阶段实施《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规章》，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在欧盟市场销售或流通。这意味台湾业者必须建立透明、合规的尽职调查机制，否则恐失去欧洲订单。

美国学者戈登表示，若要预测美国下一个“禁止进口令”是否会针对台湾制造商，她坦言“完全无法预测”，但制造商是否应该担心？“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工人处于符合强迫劳动定义的环境，就应该感到忧虑。因为我们必须彻底消除强迫劳动。”

戈登认为，台湾政府改革的核心在于两点：其一是允许移工在签证条件下自由更换工作；其二是明确规定招聘费用必须由雇主支付。另外，移工应享有与本地劳工同等的薪资与劳动权益，并能加入工会或其他组织。

仲介业者许家畯指出，若台湾与国际接轨“零收费政策”，将迫使传统劳力密集产业正视转型问题。过去雇主在使用移工时成本相对低廉，但若未来必须支付仲介公司服务费，整体成本势必上升，业者可能因此减少依赖外籍移工。“这将产生以量治价的效果，促使业者重新思考用工模式，并加速导入自动化、人工智慧与机器人技术。”

长远之道

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向BBC中文表示，近年来国际人力市场也出现变化，移工有更多选项，不仅可以来台湾，也能前往日本、韩国、香港与新加坡。新生代移工的权利意识更高，也更善于利用科技管道寻求资讯与保护自己。

她指出，台湾雇主若要吸引移工，就必须改善劳动条件；而少子化与长期缺工的趋势，也意味着台湾需要思考如何培养稳定且具技术的劳动力，并让移工能在台湾长期安居，甚至成为未来的移民。

目前台湾产业移工的工作年限上限为12年。虽然政府已提出“留才方案”，允许资深移工在特定条件下不受年限限制，但并未普遍落实。

来自印尼的Amu还能在台湾工作四年，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延长停留，雇主曾明确向他说过，这份工作不能续约，他只能尽可能在期限内努力赚钱。去年，他存到一些积蓄结婚成家，但压力仍未减少，“我在家乡的房子的地基才刚盖好。”

在台湾工作七年的阿宗去年则离开台湾回到越南，他认为在台湾工作已无发展性。原工厂始终将他视为最低廉的劳工，制度限制也使他难以转换到工作条件更好的工厂。

目前，阿宗正准备申请来台湾读大学。在台期间，伯宗学会了中文，也存下一些积蓄。他说，读大学是自己的梦想。“我们来台湾，有人幸运，有人不幸运。我可能还算是幸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