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疯了”的中国企业，正在东南亚抢垃圾烧

当时，北京每天产生3万吨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却高达1万吨，无处安放的垃圾只能在城郊堆积成山。

这并非个例，2011年到2015年，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从1.5亿吨飙升至2.6亿吨。

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四分之一已无处可埋。

环保压力迫在眉睫。

2019年7月，上海率先实施垃圾分类，随后全国多地跟进，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分类运动。

然而短短六年后，分类口号已从公共视野淡去。

是“摆烂”了吗？

恰恰相反，如今的中国甚至面临着“垃圾不够烧”的局面。

这背后，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技术逆袭。

2000年左右，垃圾焚烧开始在国内试点。

但由于厨余垃圾混杂，热值低，早期引进的国外焚烧设备严重水土不服，经常出现燃烧不充分，频繁启停等问题。

以杜祥琬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迎难而上，将核工业的高温热力学技术跨界应用到焚烧领域，让炉温恒定在850℃以上，彻底解决了燃烧不充分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中国自主研发的七级烟气处理系统进一步将二噁英等有毒物质的排放标准控制在欧盟限值的1/25以内，用硬核技术打消了公众对焚烧安全的顾虑。

技术进步铺平了道路，政策补贴则点燃了市场。

企业每焚烧一吨垃圾，可获得65-100元政府补贴的垃圾处理费。

除此之外，焚烧发电还能享受每度0.52元的电价补贴。

以上海老港焚烧厂为例，日处理6000吨垃圾，每年卖电的收入就达3亿元，这还没算政府补贴的垃圾处理费。

焚烧后的炉渣还能筛选出稀有金属，剩余部分加工成建材，各环节均有收益，垃圾也由此成了香饽饽。

然而，很多时候，技术太强也有烦恼。

据《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核算，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2.62亿吨，无害化处理量也达2.62亿吨——刚好够烧，但垃圾分布严重不均。

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人口密集、财力雄厚，焚烧厂建得密，得“抢饭吃”。

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焚烧厂数量少得可怜，东北三省垃圾处理能力总和竟不及浙江一省。

国内焚烧厂分布，图源：前瞻经济学人

为了多挣点“口粮”，“饿疯了”的中国焚烧厂开始挥师出海，在东南亚、中东、非洲攻城略地。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的垃圾，如今成了中国环保技术输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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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国内固废进口量骤降46%，焚烧厂一下就断了廉价辅料。

同时，垃圾填埋如果放了五年以上，就会因为熟化导致热值极低，且渣土含量很高，含大量危污物质，焚烧价值几乎为负，开发存量垃圾填埋场也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买卖。

双重压力，倒逼国内焚烧企业必须出去找活路。

正巧，东南亚也在为垃圾头疼。

这简直就是瞌睡遇到枕头，两边一拍即合。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东南亚的垃圾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也在持续激增。

以越南为例，全国日产固废约6.8万吨，城市化率超40%，但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50%，全国660座填埋场中132座已造成严重污染，河内尤为典型。

河内垃圾污染，图源：前进越南

这样的问题在东南亚比比皆是：垃圾处理能力严重不足，非法倾倒、露天焚烧已成常态，河流更是污染触目惊心。

各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公众健康和环境压力，迫切需要解决方案。

垃圾焚烧发电因其减量化效果显著（体积减少90%以上）且能产生能源，成为解决方案的首选。

为什么是中国企业接住了这“泼天的富贵”？

首先，相近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东南亚垃圾与中国垃圾具有水分高、有机质高的共同特点。

中国的机械炉排炉等设备，天生就为解决这种湿垃圾而生。

欧美、日本针对干燥垃圾的处理技术，在这反而显得水土不服。

其次，经济回报的吸引力实实在在。

相比于国内日益激烈的价格战和受管控的上网电价，东南亚项目展现出更高的盈利潜力。

特许经营期长达20至30年，保证了长期稳定的现金流。

加上政府大力引资，中资企业往往能争取到更优厚的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

中国天楹在越南河内的朔山项目，便是这场双向奔赴的最佳注脚。

该项目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单体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投资超40亿人民币，日处理垃圾4000吨，年上网电量高达2.6亿度，可满足当地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作为回报，越南政府不仅给予了极具吸引力的电价补贴（10.05美分/千瓦时），还配套了“4免9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这并非孤例。从越南的芹苴、顺化，到泰国的曼谷、暖武里，再到印尼的巨港，中国垃圾焚烧企业正快速嵌入东南亚城市脉络。

仅去年前五个月，康恒环境、光大环境等10多家中企就在海外拿下16个项目。

除了东南亚，中亚也正成为新的出海热土。

这场双向奔赴里，中国输出成熟产业链，东南亚获得实现“2030年垃圾处理率95%”的关键助力。

共赢背后，是技术与需求的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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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景广阔，但出海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

奔赴东南亚的“垃圾猎人”很快就发现，在别人地盘上做买卖，要操心的破事儿比国内多太多了。

头号难题就是大家都想要垃圾厂，但谁都不想建在自家门口。

印尼考察团在实地考察前也心里打鼓，垃圾厂不就是脏乱臭吗？还能建成啥样？

但当他们到达康恒环境旗下的嘉源垃圾焚烧发电厂时，原先脑子里预设的“脏乱臭”，一下就被眼前这座国家AAA级“花园式工厂”给清零了。

整个工厂绿树环绕、整洁无异味，外观大气秀美，完全颠覆了垃圾场脏乱差的传统认知。

这正是中国方案打动东南亚市场的“软实力”。

一些项目甚至干脆把篮球场、充电站都搬进去，垃圾厂不再是躲着走的地方，反而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康恒环境也因此成功拿下印尼望加锡项目，首期处理规模700吨/日，中国方案用事实证明：垃圾焚烧厂也能当个好邻居。

解决了建厂问题，但更头疼的还在后头：政策说变就变。

东南亚各国政治生态、法律法规都不一样，审批流程绕来绕去。

政府换个班子，之前谈好的东西可能就黄了。

再加上腐败、地方保护等问题，处处都有可能是坑。

面对这些麻烦，中企也在变着法子应对。

以前就是给人盖个厂就走，现在改成长线经营——跟你合伙干、签几十年的合同，深度绑在一起。

有的企业干脆转型，不光管烧垃圾，整个固废处理链条都包圆了。

当巨头们跑马圈地搞运营的时候，另一拨人却做起“卖铲子”的生意。

以三峰环境为代表的装备制造商，不亲自下场建厂烧垃圾，而是通过技术授权和卖设备，分享市场红利。

三峰的看家本领是一套成熟的焚烧炉排技术。这套技术特别适合对付那些没好好分类的混合生活垃圾。

恰好，这在东南亚是刚需。

如今，三峰已经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多个国家都有设备销售或技术授权项目，处理规模从400吨/日到5800吨/日不等。

这种“轻资产”的玩法不用自己砸钱建厂、运营，就是卖货收钱，风险低、铺货快，很快就能在市场里站稳脚跟。

有人管这叫产业链上的“卖水人”：淘金的收益难说，但卖水的稳赚不赔。

从长三角到湄公河，中国垃圾焚烧企业的“下南洋”之路，早已超越了早期消化过剩产能的被动选择。

这是一场基于技术自信与产业积累的主动出征。

如今，那些矗立在异国他乡的焚烧炉，点亮的已不仅是万家灯火，更是一座座城市走出“垃圾围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