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上街头，表忠心”

半个月前，在美以发动的联合空袭中，当时正在参加会议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伊朗高级官员遇袭身亡，而佩泽希齐扬缺席了那场会议。哈梅内伊身亡后，根据伊朗宪法，由总统、司法总监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一名法学家组成三人临时领导委员会，代行最高领袖职权。一位原本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从属位置的“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骤然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对外场合的“最高代表”。

明显的鸿沟

2024年7月，佩泽希齐扬以超低选票当选伊朗总统，成为鲁哈尼之后的又一位改革派背景的国家行政首长。当时，分析普遍认为，他能做的空间极其有限，因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掌控着外交与安全的核心决策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向总统汇报，保守派牢牢把持着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司法系统。就连他本人的竞选承诺 “既不反西方，也不反东方”，也更像是一种愿景表态，而非有具体执行路径的政策纲领。

这一轮战争爆发半个月以来，佩泽希齐扬进行了密集的公开表态。他与俄罗斯、巴基斯坦、法国、伊拉克等国领导人分别通话，重申伊朗维护地区和平的意愿。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出结束战争的三个条件，分别是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支付战争赔偿、国际社会提供安全保障。这套话语体系有清晰的内在逻辑：既不是求和，也不是无条件停火，而是将停战框定为对等谈判的结果，保住伊朗的国家尊严叙事。

佩泽希齐扬做的另一件事，更能说明他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的真实位置。3月7日，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代表临时领导委员会宣布，除非遭到来自邻国的袭击，否则伊朗不会主动攻击周边国家，并就此前伊朗无人机袭击海湾各国的行为公开道歉，将其归因于“军队内部沟通不良”。

然而，这一表态带来的结果是戏剧性的。道歉讲话播出后仅几个小时，迪拜国际机场便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迪拜码头一座塔楼正面受损，阿联酋航空不得不宣布暂停所有往返航班。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随即公开表示，只要海湾国家驻有美军基地，就会遭受打击。这一幕的含义再次验证了伊朗政权结构的特殊性：总统的战时发言权，与革命卫队的实际行动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

革命卫队及其所辖“圣城旅”，宪法上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哈梅内伊身亡后，三人委员会在技术上“代行”最高领袖职权，但革命卫队的实际运作惯性并非这一临时安排可以重置的。革命卫队实际的指挥权仍然在哈梅内伊生前最信赖的助手、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的手里。分析认为，虽然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接任最高领袖，但是因为他受伤并至今没有正式露面，拉里贾尼很可能还是军队的实控人。

战争爆发后，总统府在第一时间确认“佩泽希齐扬平安”。他随即发表声明，将伊朗对美以的复仇定性为“职责所在与合法权利”。佩泽希齐扬随后的频繁发声，需要在伊朗双轨权力结构中加以理解：一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稳定，在最高领袖及大批军事指挥官遇难之际，他需要以国家领导人的面孔来存续政府权威；二是伊朗需要向外部世界传递信号，总统是战时最具国际合法性认可的对话出口。

佩泽希齐扬

合适的谈判人选？

从伊朗方面的结构逻辑看，佩泽希齐扬理论上仍是对美沟通最可能的关键渠道。他有改革派背景，任用了曾主导2015年伊核协议谈判的扎里夫，在执政初期曾多次表达对话意愿。他在战前曾明确表示，只要谈判遵循国际法、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伊朗就会接受。这套表述是有弹性的，为可能的接触保留了空间。

不过，美国方面的态度让这一可能性极度压缩。美国总统川普3月6日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排除了达成协议的可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警告，将发动“最大规模轰炸”。美国对伊朗政体的基本判断是任何总统都不是真正的决策人。佩泽希齐扬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停战条件，但美国情报部门最新评估认为，伊朗政权依然稳固，不会像美以期望的那样迅速崩垮。在美方看来，这意味着军事压力需要持续，而不是坐到谈判桌前。

以色列的立场更为强硬。以色列深知伊朗权力结构的内在逻辑，也知道真正影响伊朗核政策和代理人网络的权力不在总统手中。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与总统达成协议，而是“动摇伊朗政权的根基”。

这场战争带来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即以改革和对话姿态赢得总统选举的佩泽希齐扬，在战时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公开代言人。他在德黑兰集会上说“将完全遵循最高领袖的指示”，并在国家电视台为革命卫队的行动善后，在社交媒体上提出停战条件。这些动作，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最大化地发挥功能，同时也在不断确认权力边界所在。

此次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发生了2022年抗议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批评佩泽希齐扬的人指出，他兑现的承诺极为有限，水电断供、网络审查未解除。他承认宪法赋予的和平抗议权利，却无力约束镇压的安全部队。本次战争爆发后，这些国内压力并未消散，只是被更紧迫的生存议题所暂时覆盖。

佩泽希齐扬面临的真正困境，还在于伊朗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限制在战时被以最极端的方式呈现。这也是思考和判断伊朗未来走向无法绕过的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