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猥亵当事人，法院办公室沦为作案现场

　　这不是一个细节问题，而是一个制度漏洞。根据我国相关司法程序规定，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询问当事人、进行调解或证据核对等环节，原则上应当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这一规定的初衷，既是为了保障程序的公正透明，也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和司法工作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防止一方对另一方实施不当行为，也防止事后出现“各执一词”的纠纷。

　　然而，吕某某案恰恰暴露了这一规定在执行层面可能存在的“宽松软”。他是如何绕过制度约束，获得单独与当事人相处的机会的？是法院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还是此类规定在执行中已经被“习惯性忽视”？这些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在调查吕某某个人责任的同时，也有必要一并查清。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并非个例。在一些基层法院，由于人员紧张、工作繁忙，“两人在场”的规定有时被“灵活处理”。个别法官以“只是简单签个字”“很快就好”为由，让书记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暂时离开。这种“图省事”的做法，看似提高了效率，实则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一旦有人心存歹念，办公室就成了不法行为的温床。

　　更值得警惕的是，法官这一身份本身就具有权威性。当事人对法官天然存在信任和敬畏，当法官以“办案需要”为由要求当事人配合时，当事人很难产生怀疑。吕某某正是利用了这种信任，先以“有新证据签字”为由将王女士骗来，再在办公室内实施猥亵。这种“职务便利”的滥用，比普通人的违法行为更加恶劣，因为它同时践踏了法律、背叛了信任、玷污了司法公信力。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一个朴素却常被忽略的道理，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所学的知识、从事的职业，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学法的人不一定守法，懂法的人不一定敬畏法。法律知识可以成为捍卫正义的武器，也可以成为作恶的工具。吕某某作为法官，必然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熟悉刑法中关于猥亵罪的规定，但这丝毫没有阻止他的犯罪行为。相反，他恰恰是利用了自己对程序漏洞的了解、对当事人心理的把握，才得以实施犯罪。

　　这说明，制度对人的约束，远比个人道德修养的依赖更为可靠。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是道德完人，我们必须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让那些心存邪念的人“不能为”“不敢为”。

　　因此，对这起案件的处理，不能止于对吕某某个人的惩处。纪检监察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应当同步审查吕某某所在法院在内部管理、程序执行、监督机制等方面是否存在失职失察。如果“两人在场”的规定长期被虚置，那么相关领导和管理人员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同时，这起案件也应成为全国法院系统的一次警示。各级法院应当对照检查，是否严格执行了询问当事人的程序规定，是否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当事人接待、询问、调解等环节的监督机制？例如，在办公室、调解室等场所安装录音录像设备，是否可以有效遏制类似不法行为？

　　吕某某的行为，已经将自己从审判席推到了被告席。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惩处。但一个吕某某被查处，不代表所有类似的风险都已消除。只有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从管理上强化监督、从文化上重塑敬畏，才能真正让每一个走进法院的当事人感受到安全与公正。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吕某某，也适用于所有手握权力却肆意妄为的人。法律不是护身符，而是紧箍咒。谁胆敢以权谋私、以法害人，谁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