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怕“他们”，美中被迫坐下来谈

知情人士称，双方设想建立一套常态化对话机制，以应对AI模型异常行为、自主军事系统，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利用强大开源工具发动攻击等风险。

熟悉美方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牵头负责美方在AI领域的事务，美国政府正等待中方指定对应的牵头人。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透露，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参与同美方关于建立此类对话的磋商。

最终，将由川普和习近平拍板决定是否将AI讨论列入两人5月14日至15日峰会的正式议程。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已准备好就降低AI风险进行沟通。

在官方层面之外，一些私营部门分析师已在探讨此类对话最终可能取得什么成果，以及后续是否会催生更具体的危机管控机制，例如设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AI沟通热线。中美之间已设有国防电话专线和其他危机沟通渠道，尽管北京方面往往不愿使用这些渠道。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正牵头美方参与AI谈判。图片来源：JACQUELYN MARTIN/AP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指出，2001年一架美国EP-3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时，中方没有接听热线；2023年一个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上空时，中方同样没有接听。

曾在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说：“根本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建立热线，尽管我认为这确有价值；真正的关键在于中方是否会使用这条热线，从历史上看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两国领导层此前曾就AI问题有过接触。在2023年11月的加州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启动了正式的美中AI对话。曾领导相关谈判的杜如松表示，拜登政府当时有两个优先事项：一是启动定期对话，二是就两国政府均不将AI接入核指挥控制系统达成谅解。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的加州峰会上启动了正式的美中AI对话，但进展有限。图片来源：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2024年，双方宣布核发射决定权由人类而非AI掌握。

然而，对话本身未达预期。杜如松说，中国政府安排外交部而非科技部等技术机构来牵头此事，这限制了交流的实质内容。

杜如松还说：“如果中方真心诚意推进对话，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像我们一样，让最懂这项技术的人在代表团中挑大梁。”他补充道，美方当时接受了这一安排：“我们并没有像本该做的那样，去坚持要求他们这么做。”

如今，AI议题跨越两届不同的政府，第二次被提升至总统级别议程。这反映出一种在川普重返白宫前就已扎根的共识：AI技术构成了共同的战略风险，需要两国高层进行接触。

2023年，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即将迎来百岁寿辰之际，习近平邀请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访问北京。在中国，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拥有比基辛格更大的影响力。当年在冷战阴影下，正是他的北京之行为美国总统尼克松(Nixon) 1972年访华和美中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23年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基辛格呼吁就AI问题展开对话。图片来源：AP

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基辛格的高级经济顾问，并为他2023年的访华之行出谋划策。霍马茨表示，基辛格当时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但希望确保AI被列入议程。霍马茨说，基辛格认为在AI领域，中美两国可能拥有共同利益，或至少能在关键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

“中方同意了，”他回忆道。习近平和基辛格讨论了就AI相关事务开展长期对话的必要性，涵盖监管问题和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

那次对话随后演变成一个持续的非政府沟通渠道，美方由微软(Microsoft)前首席研究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牵头，中方成员包括来自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和中国主要AI模型公司的代表。

参与该非政府AI对话的阿斯彭战略小组(Aspen Strategy Group)执行董事安雅·曼纽尔(Anja Manuel)表示，讨论聚焦于前沿模型的安全性，以及如何设计“护栏”系统，从而确保AI模型在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仍能遵循人类的法律和意图。

“AI正成为全球商业的操作系统，”曼纽尔说。“在与中方进行贸易对话时，你根本绕不开AI。它将用于设计药物、编写代码、规划船舶航线以及管理工厂。”

资深贸易专家迈伦·布里连特(Myron Brilliant)表示，中国对与美国就AI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他最近会见了多位中国官员，其中包括主管经济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中方表示，‘听着，没错，我们将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身为咨询公司DGA Group高级顾问的布里连特说。“‘但我们也认为，加强防范全球性冲击和网络滥用的举措是有价值的。因此，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我们对围绕安全协议、技术保障和治理的对话持开放态度。’”

“目标是求稳，而不是强求一致，”布里连特说。

两国内部看待此事的框架，越来越让人联想到上一次冷战：通过与你打算超越的对手进行对话，来维持战略稳定。

“当年我们跟苏联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非常有效，”曼纽尔说。“至少那些处理核武器安全问题的人彼此认识，也摸得透对方的想法，即使他们未必意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