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十年会非常危险

该报告还进一步预测，到2035年，中国年均人口减少量将达到760万人。

人口减少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出生减少，一个是死亡增多。

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未来非常危险。

出生减少这几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2025年5.63‰的出生率，是中国自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值得关注的还是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目前已经降至约1.09，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

这并非简单的“能生的人少了”。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育龄女性人数下降了13%，但同期新出生人口却减少了一半以上。

所以，出生减少的核心矛盾还是“愿意生的人大大减少”。晚婚晚育成为普遍现象（2024年平均结婚年龄升至34岁，女性平均生育年龄达30.1岁），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就业不确定性增加、育儿成本高昂、社会保障不足等多重现实压力，深刻改变了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

然后就是死亡增多。

目前国内平均死亡年龄在73岁左右，这意味着建国后的第一波婴儿潮50后们开始进入死亡高峰期，出生人生减少，叠加死亡高峰，最终的结果就是，总人口不断下滑。

很多人至今还认为，总人口的减少是好事情，但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看，这都远远称不上好事。

根据荣鼎报告的测算，到2035年左右，中国每年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500万人，一边是出生人口维持在800万上下，一边是死亡人口稳步攀升至1500万，这意味着每年近700万的人口赤字将迅速积累。

2

其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首先就是经济引擎将会失速。

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不是科技发展，也不是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引擎，还是人。人口是最终需求的来源，现代社会的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人来设计的。

更少的人口，意味着更少的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娱乐等全方位的消费，荣鼎报告就明确指出，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增长构成了拖累，是显而易见的“灰犀牛”风险。

你也许会说消费减少，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关系太大了。

今天很多人抱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工作越来越难找，本质上都是社会消费减少导致的。

总需求减少，会直接抑制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这会导致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实际上今年开始，投资已经是靠官方撑起的，基建虽然已经饱和，但不得已重新上马，在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纷纷开始扮演着投资者的角色。

投资减少会导致什么？

就是工作更难找，生意更难做。

当整个社会对未来的预期转向谨慎的时候，储蓄倾向还会增强，消费和投资会继续减弱，物价就会面临持续下行压力，也就是通缩。

这一“需求收缩-投资减速-通缩-利率下行”的链条，在隔壁的日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不要说什么我们特殊，会不一样，在所有的经济学原理和人性面前，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性。

有一个数据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点，那就是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14-2019年平均62.5%的水平，降至2024年的44.5%，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其实已经初步显现。

很多人认为，人口减少的好处之一，就是届时竞争的人少了，工作会更好找，同时因为人口减少，收入也会更高。

但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归因。

我们要明白，工作和收入是因为人口减少才会好转的吗？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世界上最好找工作，以及收入最高的国家，应该是人口最少的国家，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隔壁的俄应该就是全球工作最好找，收入最高的国家，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人口减少会导致投资和消费减少，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而投资和消费减少同步发生的，就是工作岗位减少和企业利润下滑，一旦工作岗位减少，企业利润下滑，那么到时候哪怕人口已经很少了，竞争一样会非常激烈，收入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善。

消费和投资，才是支撑工作岗位增多和收入增加的原因，一旦这两个数字减少，我们普通人对经济的感受恐怕会更严峻。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财政负担还会更重。

人口结构老化是人口负增长的孪生兄弟。截至202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3亿，占总人口23.0%；65岁及以上人口2.24亿，占15.9%。

未来十年，随着“50后”、“60后”大规模退休，老年抚养比将显著上升。届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将呈刚性增长，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缴纳社保的税基却在缩小。这种收支剪刀差将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2025年，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贴已升至创纪录的2.9万亿元，已经占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1%，且未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消费减少和投资减少，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税收基数在减少，与此同时老龄化又会加征财政负担，这个时候别说市场，就连财政上的挑战，其实也已经很大。

这几年想象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趋势，那就是对税收的查验更严格了，合法当然是一个趋势，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财政压力加大了，在这两个背景下，未来再想偷税漏税，也几乎不可能。

总的来说，人口减少带来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市场面临的压力，消费减少、竞争加剧，一方面还有财政上的压力，养老成本剧增，所以未来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地方而言，如何减缓人口下跌的趋势，都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3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区域发展的失衡和公共资源的错配，也可能会继续加重。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人口减少并非是均匀分布的。荣鼎报告也特别指出，人口下滑正集中发生在更发达的沿海省份。

过去，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流入，支撑了东部省份的人口增长。但随着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以及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这种跨区域人口流动的规模可能减弱，甚至是逆转。

随着一些地方的人口增减，学龄人口减少会导致农村和小城镇大量校舍闲置，如何优化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从而避免浪费，在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巨大挑战。

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其惯性巨大，扭转它需要时间、决心和系统性的持续投入。

我们既不能陷入“人口决定论”的悲观，也不应抱有“人口无关论”的盲目乐观。当务之急还是全社会形成共识，认识到低生育率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超越短期经济刺激的思维，从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永续繁荣的战略高度，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这包括但不限于：大幅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推动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职场文化；以及通过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冲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影响。

而我们要在短期内做到这一切，其难度恐怕也是地狱级的。事实上，从过去的计划生育，到现在的放开生育，也只过去了十余年时间。

坦白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而人口变化的趋势乃至速度太快，恐怕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这甚至还导致，父辈还停留在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观念时，儿女的婚育观念已经进化好几代了。

这就导致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割裂。

从表面上看，今天中国日新月异，经济成就随处可见，但在内里，老一代人和新一代年轻人之间的思维观念，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毕竟，老一辈70后中有很多都经历过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而今天突然又面临的是不想生不愿生的新一代，考验我们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婚育观念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短短数十年，年轻人的婚育观念，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都说要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是说，过去的许多底层设计，似乎都不利于年轻人生娃。

而这件事本身，其实已经非常可怕。它说明经济和各类政策不会短视，但人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