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令人意外的资本主义转型正在上演

　　现在，瑞典近一半的初级医疗诊所为私营，其中许多归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所有。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由私人运营，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20%。一些学校运营商甚至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瑞典的经验为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在美国，纽约市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正寻求效仿瑞典这种以国家为中心模式的部分做法，例如普及儿童保育和开设市营商店。

　　这场资本主义改造让瑞典做到了近年来鲜有工业化国家能做到的事：缩小政府规模。由此，瑞典政府能够大幅减税。经济学家指出，这还催生了一波创业热潮，推动了经济增长。

　　瑞典的公共社会支出总额已降至GDP的24%，涵盖医疗健康、教育和所有福利支出。这一比例与美国相近，远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超过30%的水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 4月份的预测，到2030年底，瑞典经济预计每年将增长2%左右。这一增速与美国大致相当，是法国和德国增长率的两倍。

　　“瑞典是一片真正充满机遇的土地，”瑞典财政大臣伊丽莎白·斯万特松(Elisabeth Svantesson)说，“我希望人才和资本能留在这里并发展壮大。”

　　在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增税之际，·斯万特松已连续三年实施减税。瑞典的最高所得税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近90%降至目前的接近50%。

　　斯德哥尔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EQT)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康尼·琼森(Conni Jonsson)表示，考虑到整体税负，“这里比美国……更具吸引力”。

　　批评人士认为，这种缩减政府规模的做法有些矫枉过正。在这个传统上崇尚平等的国家，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在数十个移民聚集的郊区，帮派暴力事件激增，当地犯罪网络公然挑战国家权威，阻碍警方执法。此外，一场关于营利性学校的公开辩论愈演愈烈。批评人士称，这些学校通过在操场、图书馆和教职员工配置上偷工减料来牟利。

　　“美国人对瑞典的看法与现实相去甚远，”曾在美国加州生活、最近刚回国的瑞典作家安德烈亚斯·塞尔文卡(Andreas Cervenka)说。“我们正从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走向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社会。”

　　激发创业精神

　　瑞典并非一直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在截至1970年的100年间，该国在未实行高税收的情况下，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跃升为欧洲第三富有的国家。

　　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导该国战后政治的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大幅提高了税收和支出，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将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推高至70%。

　　这些变化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税后收入停滞，以及预算赤字和债务的急剧膨胀，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一场银行业危机。

　　迫于投资者压力，瑞典政府在此后二十年间实施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失业救济金和住房补贴、推行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实施减税和改革退休金制度以减轻财政负担。政府债务也被施加了严格限制。（目前瑞典的债务占GDP之比仅为36%，而美国则高达129%。）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瑞典政府还取消了财富税和遗产税。

　　瑞典工业家族成员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表示，改革的结果是，那些曾因高税收而逃离瑞典的富裕企业家们纷纷回国。该家族在爱立信(Ericsson)、萨博(Saab)等大公司拥有大量股份。

　　瓦伦堡说，在他成长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瑞典人并不算非常富有。他提到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当时瑞典全国只有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汽车。

　　如今的国际民调显示，瑞典人对财富的包容度远高于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对市场经济的积极态度在欧洲国家中也仅次于波兰。瑞典现在的劳斯莱斯保有量已超过800辆。2016年，当这家汽车制造商决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设首家展厅时，斯德哥尔摩成为了它的首选。

　　随着政府角色淡出，私营部门不断壮大。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今年4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瑞典于2005年取消遗产税和赠与税后，有潜在家族继承人的私营企业比没有自然继承人的企业增长更快、投资更多，缴纳的企业税也更高。

　　瑞典企业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积极拥抱新技术。在一个由传统产业主导且对科技态度矛盾的地区，这种冒险精神极为罕见。

　　互联网电信先驱Skype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尼克拉斯·曾斯特伦(Niklas Zennström)表示，私有化有助于推动电信等行业的创新，而这些行业正是瑞典科技繁荣的基石。曾斯特伦本人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他为一家私营电信运营商铺设光纤网络。

　　“瑞典在移动电话领域起步很早，3G普及率高，移动网络竞争激烈，”曾斯特伦说。“当时有一种浓厚的创业氛围。”

　　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关于欧洲经济的里程碑式报告显示，在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瑞典完成了500多宗首次公开募股(IPO)，超过了德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IPO总和。得益于蓬勃发展的科技初创企业和游戏产业，瑞典目前的人均亿万富翁数量已超过美国。瑞典的游戏产业诞生了《我的世界》(Minecraft)、《糖果传奇》(Candy Crush)等热门游戏作品。

　　“事半功倍”

　　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圣戈兰医院(St. Göran’s hospital)，放射科医生卡琳·登布罗尔(Karin Dembrower)俯身凑近电脑屏幕，指着黑白影像上几个指示癌症的微小亮点。

　　她说：“我们用肉眼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异常，但AI却能发现。”

　　近三年来，登布罗尔一直在该医院率先使用AI来筛查乳腺癌。每年有8万名女性在这里接受筛查，AI在检测病例时既快速又准确，使得登布罗尔所在放射科的候诊名单大幅缩短。

　　她和同事们已不再上晚班和周末班。他们有更多时间为确诊癌症的女性进行高级诊断。圣戈兰医院现在经常接收来自其他医院的转诊病人，那些医院没有配备AI，人满为患。

　　与所有瑞典医院一样，圣戈兰医院也由公共资金资助，但归私营医院运营商Capio所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在麦肯锡(McKinsey)接受培训，满口都是关键绩效指标(KPI)和丰田(Toyota)的精益管理模式。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圣戈兰医院在推广AI等提高生产力的工具时，速度远快于公立医院。

　　Capio首席执行官古斯塔夫·斯托姆(Gustaf Storm)说：“我们做到了事半功倍。”他估计，瑞典公立医院治疗阑尾炎等疾病的费用要比他的医院高出15%到20%。

　　领导斯德哥尔摩地区政府并负责医疗健康事务的中左翼政治家艾达·哈吉亚利奇(Aida Hadzialic)对此颇为赞赏。她表示，与公立医疗系统相比，圣戈兰医院能以更低的报销费用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效率更高。

　　私营部门的竞争为整个行业带来了广泛益处。人口老龄化正让工业化世界各国政府的医疗开支逐年攀升，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经通胀调整后，2014年至2024年间瑞典人均医疗支出平均每年仅增长约1%，大约是英国增速的一半，美国增速的三分之一。

　　在圣戈兰医院，医护人员手持iPad mini密切跟踪患者数据，同时数字系统对成本进行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会自动上传至中央系统。一套红绿灯系统则帮助医护人员对病例进行优先级排序。

　　该医院还在测试一套基于AI的患者观察系统。当老年患者有坠床风险时，该系统会向医护人员发出警报，避免因此延长住院时间。

　　这些变化在初级医疗领域更为明显：如今近一半的诊所为私营，科技新贵正在颠覆这一行业。但批评人士指出，这也扰乱了医疗服务体系——私人医生扎堆在较富裕的城市地区，那里的患者服务成本通常更低，而较贫困或农村地区更复杂、治疗成本更高的病例则留给了公立医疗机构。这进而加剧了人们对公立系统人才流失的担忧。

　　对许多患者而言，科技赋能带来的就医便利无疑是一大福音。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人本·库珀(Ben Cooper)最近需要找医生复诊哮喘，但他足不出户就解决了问题。他通过手机上的一款应用与医生进行了视频通话。

　　这款应用由当地公司Kry开发，2015年上线，如今在瑞典的用户数已超过Netflix。虚拟问诊全天候开放，医生还能使用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多种外语进行交流。

　　库珀说：“你打开应用，输入症状，系统就会提供预约选项。我从未遇到过医生迟到的情况。”他将这项服务的准时性与英国公立的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动辄延误做了对比。

　　Kry首席执行官、本身也是医生的卡勒·康纳里德·伦德格伦(Kalle Conneryd Lundgren)表示，私有制带来了高效率，使Kry能够节省资金并服务更多患者。

　　数字问诊的时间通常更短，为医患双方都节省了时间。他说，该公司最近开始使用AI来撰写病历和其他健康证明，过去一年行政工作耗时减少了40%。

　　在该公司位于一家高档购物中心内的诊所里，医生比约恩·斯特里德(Bjorn Stridh)说，医生可以对应用程序提出改进建议，这促成了一些新功能的诞生，比如通过聊天功能进行某些初步检查。这里的候诊室看起来就像一家高级水疗中心，配有木椅和浓缩咖啡机。

　　伦德格伦说，Kry的注册患者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该公司还在法国等其他欧洲市场快速扩张，目前在法国每年的问诊量已超过100万次。

　圣戈兰医院的护士正使用iPad追踪患者数据

　　赢家与输家

　　斯德哥尔摩进步派智库Arena Idé的埃莉诺·奥德贝里(Elinor Odeberg)表示，瑞典的转型造就了许多赢家，主要是拥有自有住房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从收入增长和房价飙升中获益匪浅。

　　但这场转型也有输家：大城市以外的租房者面临着新就业机会减少和公共服务萎缩的困境，历来更依赖国家福利的城市低收入移民社区也受到了冲击。

　　瑞典全国租户协会主席奥拉·帕尔姆格伦(Ola Palmgren)表示，随着住房成本上升，20至27岁与父母同住的瑞典年轻人比例已从1995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6%。在过去，瑞典这一比例一直属于欧洲最低之列。

　　马尔默市长卡特琳·斯杰恩费尔特·贾梅(Katrin Stjernfeldt Jammeh)表示，收入再分配力度减弱，中央拨款减少，马尔默等地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教育等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过去二十年来瑞典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直偏低，导致铁路网络经常延误且服务参差不齐，较贫困的瑞典人首当其冲。

　　私募股权企业家琼森说：“他们从本应保护社会的部门抽走了资源。但不可否认，这对激发经济活力是有好处的。”

　　经济学家、前财政部官员斯特凡·福尔斯特(Stefan Fölster)认为，绝大多数瑞典人都从改革中受益。福尔斯特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家庭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税收时期，家庭收入曾停滞不前。

　　尽管如此，瑞典政府正在回应民众的关切。去年11月，议会投票决定以一项新的平衡预算规则取代长期以来要求维持国家财政盈余的规定，从而允许政府适度放松钱袋子。政府还在推动改革，旨在收紧营利性学校的运营规则，以确保只有着眼长远、高质量的运营商才能留存下来。

　　曾协助制定瑞典经济改革方案的知名经济学家、财政部长期顾问拉尔斯·卡尔姆福什(Lars Calmfors)说：“朝着私有化方向迈进是正确的。但我们可能做得有些过头了。”

　　教育领域的争议

　　也许没有什么比教育领域更能凸显私有化带来的希望与风险了。在这个领域，瑞典对市场的拥抱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瑞典越来越多地允许非营利组织或营利性公司运营公立学校。如今，大约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就读于由AcadeMedia运营的中学，该公司已在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些学校根据招生人数获得公共资金，但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主要由学校自己决定。它们必须遵循国家课程标准，其学生也要参加与公立学校学生相同的全国统一考试。

　　在南部城市马尔默，Bryggeriets高中在当地滑板协会的倡议下以非营利模式运营。这里的每位学生都能领到一台MacBook Air，这比大多数瑞典高中生配备的中端笔记本电脑高出一个档次。学生们还可以在位于一个巨大室内滑板场上方的食堂里免费享用午餐。这里每个班级配备两名教师，相比之下，瑞典高中的标准配置是每25至30名学生配备一名教师。

　　校长玛丽·斯文森(Marie Svensson)甚至会亲自动手换灯泡。她说，自己在维护和行政管理上省下的钱，都投到了增聘教师、办艺术展览和购置胶片相机等设备上。该校在一座旧啤酒厂内租用了廉价的场地，供191名学生使用。

　　学生约翰·维福森(John Wiforsen)说：“这里氛围很自由，你可以尽情探索。”他家住瑞典中部，每天单程要花两个小时来这里上学。甚至还有一些丹麦学生每天跨越跨海大桥，从哥本哈根赶来上课。

　　私营管理模式使得决策更加灵活。最近公立学校的经费被削减时，Bryggeriets迅速通过扩招学生并将两个班级拆分为三个班级来稳定财务状况。曾在公立学校工作过的斯文森表示，同样的决定在公立教育系统中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落实。

　　尽管像Bryggeriets这样的非营利学校能够良好运转，但马尔默市长斯杰恩费尔特·贾梅等人担心，营利性学校有偷工减料的动机，因为它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她说：“这些运营商通过将学生分流到不同的群体中来牟利。”

　　私立学校在招收优质生源和富裕家庭子女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使得较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留在运转不畅的公立学校。这些公立学校的运营成本更高，因为它们要面对需求更大的学生群体，以及母语可能不是瑞典语的移民子女比例不断攀升的现实。

　　Bryggeriets距离瑞典最臭名昭著的住宅区之一Rosengård不到一英里，足球明星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校长斯文森表示，很少有来自Rosengård社区的孩子在这所学校就读，因为他们的父母往往倾向于更保守的教育方式。

　　瑞典最近在国际教育排名中有所下滑，择校自由的支持者将这一变化归咎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私立学校的批评者则认为，当把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而把学习吃力的学生集中在另一所学校时，国家的整体平均教育水平必然会受到拖累。

　　择校制度如今在瑞典已根深蒂固，这凸显了该国社会心理的转变。这一制度不仅在家长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得到现任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认可。

　　但在9月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围绕营利性学校以及社会转型的分歧正浮出水面，预计这将成为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社会民主党承诺将禁止学校牟利。该党还呼吁加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投资，并批评了过去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

　　“这个系统对某些人来说确实很有效，”前学校管理人员奥萨·普莱斯纳(Åsa Plesner)说。“但这无疑打破了瑞典传统的普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