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习近平政权如何看待文革？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2021年中央公布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肯定了81年的这个说法，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说文革是十年内乱，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损失。这个决议也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所以这个说法没有改变。

但是2021年的历史决议和1981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81年的历史决议要给党和人民解释，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和说明文革具体的“冤假错案”。但是2021年的历史决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要强调党100年历史的这些伟大成就，所以他虽然还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不愿意再谈那些事情的细节。

原因在哪里?我觉得，他们也知道，这个对共产党很不光荣。比方说，北京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的“红八月”的时候，那些名牌大学、名牌中学的学生曾经打死老师;然后在“破四旧运动”中，那些群众破坏了中国很重要的文物等等。党内的斗争发展到群众两派武斗，这个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可以说发生了内战，死了不少人。所以今天的领导人认为还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可能担心年轻人和人民知道太多具体的事情。

德国之声：习近平和他的家庭也是文革受害者，父亲

文浩：这个很难说，实际上他谈了这个事情不多。文革结束以后上台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包括邓小平。他们可能是从党的利益考虑一些问题，比方说邓小平可能有很多原因，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当时党内也讨论过要不要搞一个“去毛化”，像苏联的“去斯大林化”一样，但是最后他们决定说，毛泽东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还是伟大的革命家。如果完全否定，共产党的合法性会受影响。

习近平的生活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文革的时候在农村插队的经历。现在官方的宣传特别美化那段时间，说习近平当时就是跟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农民接近啊，跟他们一起生活，他特别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在80年代，在很多的书和回忆里，认为经历插队的知青是“失落的一代”，因为那些知青没有机会上大学，没有机会学习等等。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那个话语已经改变了。一个说法是“青春无悔”，对吗?可能也跟政府搞的那些宣传有关。

习近平多次提到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就是说一些人会利用共产党犯的错误否定那些成就。他也几次谈过苏联解体的的问题，说当时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错误，让人民公开讨论十月革命和党史问题，不少人开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习近平也认为苏共自己破坏了它的威权和合法性。他要避免在中国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历史错误可以讨论，但是政府一定要控制规模和范围。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林彪(前排右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个话题讨论的控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和方式体现？

文浩：我觉得跟十年以前比，可以说一个是在大学里有变化。以前的学者可以在小规模下研究文革，在课堂上讨论、安排些专题研讨啊。现在这个就很难，特别是年轻的学者，现在多开始选择那些不敏感的题目，不少史学家都转到清史和民国史，因为不包括49年以后历史。

敏感话题越来越多。比方说十年以前，还有一些文革经历者安排一些讨论。比如有一本杂志叫《记忆》，很多的作者是以前的知青，红卫兵、造反派，他们要反思文革。一段时间里，他们那种小规模讨论还在继续。但是后来，那些编辑大部分都离开了中国。现在他们在美国出那本杂志。所以这个规模越来越小。

另外一个问题是亲历者逐渐老去，很多经历者文革开始时可能二三十岁，现在多是七八十岁以上，一部分人当然已经去世了。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所以如果他们不在了，不知道由谁来提那些问题和进行反思。

德国之声：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在海外进行的一项工作是，搜集官方叙事以外的中国历史，包括文革历史的原始资料。比如“民间档案馆”、以及宋永毅先生的“文革数据库”。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您如何评价这类工作的意义。

文浩：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代。特别是从66年秋天到68年间，那段时间中央政府不完全能控制那些群众运动，所以当时很多群众组织他们就乱发内部资料啊、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啊，有自己的小报。然后80年代的时候，一段时间有很多资料被当废纸卖到二手市场，政府当时也不怎么管这个事情。所以文革的资料很多是在民间的手里。

这跟文革之前和之后不一样，此后政府很严格会控制档案馆系统。有的时候可以查到地方档案，但是中央的档案大学的学者都是查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文革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题目。你刚才说过一部分的资料已经在国外，一个是宋永毅和他的朋友建了一个很大的资料库，另外还有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有一个公开的网络资料库，里边有很多关于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的资料。

所以这个资料还是有，很多人可以用，来写博士论文、写书。我觉得在中国还有不少人收集那些民间资料，当然比以前有难度。但其实，特别是关于文革初期，我们有很多的资料，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关心这段历史，或者不敢做研究，所以实际上做研究的人太少了，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共产党的合法性会受影响

德国之声：您说到年轻人不关心这段历史，是不是也因为他们很少能看到公开发表的新内容，也许只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碎片化的，个人怀旧式的东西。这会不会造成一种认知上的缺失或偏差？

文浩：我觉得比方说在哔哩哔哩还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内容。你搜索“文革”，它没有结果;但是你比方说搜索那些受害者的名字，还是有不少有意思的视频。当然也有一些人怀念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那些新毛派，有的人对中国的现在的社会情况不满，觉得贫富差异太大、年轻人找不着工作等等。但是我觉得那些新毛派的声音和范围，官方也在控制。

我觉得官方也不想让人们了解文革66年、67年的那些情况，群众开始造反批斗干部啊，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不听地方干部的话，用毛泽东的舆论呐，“造反有理”呐这些话语。这个官方也要控制，不支持。包括那些新毛派一部分也是反对今天的政府，一部分是拥护的，他们也有一些内部冲突。

我发现包括在西方。不少学者也已经对文革基本的历史没有太深刻的认知，他们觉得啊，文革就是北京66年的“红八月”，学生打死老师啊，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最残酷的武斗发生在比方说广西、四川、安徽，山西，浙江， 在一些地方军队内部有分裂，打起了内战。

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关于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最多的人非正常死亡，其实不是在66年红卫兵搞“红色恐怖”的时候，而是在所谓的“绿色恐怖”时，在68年的时候，在军队领导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那时候很多人被逮捕枪毙。我觉得这是在中国最敏感的话题，讨论军队在文化大革命里的角色。

德国之声：当今中共对社会的全面管控、意识形态宣传以及个人崇拜，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有浓厚的文革印记，甚至有个说法叫文革

文浩：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和今天的很不一样。文革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你不管有什么想法，你不管有什么利益，你都必须应用。同时也有民间的个人崇拜，他们只是用毛泽东的话，比方说为了斗干部啊。当然也有中央政府安排的个人崇拜，比方说为了赞扬毛泽东，林彪当时在其中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很多中国人还是有机会看到世界。在中国当然有官方的宣传，但是还有其他的新儒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些都还存在。另外习近平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我觉得官方宣传的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无法跟毛泽东相比的。

习近平刚上台以后，好像有一些官方搞的个人崇拜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好像发现，可能这个对政府不太有利，因为觉得不少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比方说，官方宣传的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里面的一些说法，就变成了玩笑。所以我觉得，在21世纪，如果要搞这种个人崇拜，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文浩(Felix Wemheuer)，汉学家、文革历史研究专家，德国科隆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专业教授。著有《饥荒政治: 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年)、 《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社会: 共产党如何改变中国阶级与人民面貌?》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24年)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