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号码，举报了成都四百家茶楼

　　像一场没有预警的冰雹，涉嫌违法的消息在今年4月，密集地砸向了成都的数百位茶楼老板。

　　4月9日下午三点许，两位街道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出现在成华区一家茶楼，询问老板曾帅，“你们是不是有泡茶？”得到肯定回复后，他们让曾帅出示《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许可证》。

　　曾帅赶忙出示营业执照，上面经营范围写着“茶楼服务”。但他没有办《食品安全许可证》，也现场解释说，“之前也没有说过要办”。

　　“泡茶属于自制饮品，需要办《食品安全许可证》。”监管人员现场普法。

　　曾帅觉得“很懵”。开茶楼五年来，他头一次知道这回事。五年前，他去街道办窗口办营业执照，还专门咨询过，但窗口说不卖餐食就不需要办。两年前他去变更法人换证，也没人提醒。“我觉得这个事违反了我们所有人的常识，我开个茶楼肯定是要泡茶的对不对？”

　　这不是曾帅一个人的想法。在成都，茶馆比咖啡馆还多，官方数据里全市约有一万家。协会执行会长张涛说，老板们的普遍认识是，不提供餐食，就不需要办《食品安全许可证》。该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看到“无证泡茶”的新闻，起初还以为是没有茶艺师一类的资格证。

　　曾帅回忆，监管人员语气也很无奈，说是遇上了职业打假人，透露成华区就有100多家茶楼被举报，而全市有400多家。但监管人员说，最好跟对方（投诉举报者）沟通撤销投诉，否则可能会面临5到10万的罚款。

　　成华区是这次风暴中的重灾区。和曾帅差不多同时，4月9日下午，另一个街道的茶楼老板王晓月，也接到了属地市场监管所的电话，说被职业打假人给举报了。

　　王晓月自认平日小心翼翼，过去公安、消防上门检查，都没出过问题。她也记得，三年前去街道窗口办营业执照，顺便问过要不要办《食品安全许可证》，得到回复是“没有餐食就不需要”，而办证要去区里的服务窗口，她也没再琢磨。

　　（注：2015年施行的《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将“自制饮品制售”列为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2023年修订的新办法则明确，“拍黄瓜”“泡茶”等低风险简单制售可简化审查。）

　　王晓月觉得挺委屈，“我们茶馆就泡个茶，能给大家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不外乎就是有些老板用的是自来水，好的老板会用纯净水和过滤水。”

　　电话里，工作人员让王晓月自己去所里看材料，也建议尽快和投诉人协调撤诉，“罚款会轻一些”。

　　王晓月慌了，这天下午，她就拨通了投诉人的电话。对方说普通话，语气平静、老练，“语言技巧都把握得很好”。电话里，他索赔4000元，她砍到两千，再返还100元的消费金额。转账后，她加上微信，对方发来了一份按好手印的撤销投诉文档。

　　几天后，王晓月才去市场监管所了解具体举报内容。结果她越看越生气。除了无证泡茶，还有四条投诉举报，分别对应四件商品：一包奥利奥、一包烟、一杯夏桑菊、一罐红牛。

　　王晓月觉得，这些商品都来自正规渠道，对方只是在故意找法律“漏洞”敛财。她解释，茶楼没法办烟证，客人需要就会跑腿去楼下超市买，只赚个跑腿费。又比如红牛，她头一次知道红牛还有那么多种，而保健品红牛需要专门资质。

　　王晓月后面查到了这份消费清单，惊讶地发现，那发生在一年前，2025年4月27日。

　　直到几天后，王晓月加入到一个维权群，才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倒霉的人，已有上百个同行正联合起来维权。其中还有去年12月就遭受“袭击”的。让茶楼老板们尤为愤怒的是，他们发现，所有投诉都来自同一个叫王某的人，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陕西号码。

　　02  职业打假

　　没有人知道王某的样子。他举报所附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乃至一年前，店里的监控早被自动覆盖。他目标明确，选中的都是几百平米乃至上千平米的中大规模茶楼，举报轨迹遍布多个区。在不同的茶楼，他标准化作业，买几乎一样的东西，烟、红牛，以及点一杯叫金丝皇菊的茶。有的商家还被举报WIFI没有实名认证。

　　对于这个勤奋的举报人，老板们掌握的信息差不多也只限于此了。他们甚至没法确定是否本人消费。

　　每当接到老板们的和解电话，王某会先确认店铺名字、地址，停顿片刻，像在查阅记录，再接着报出一个索赔金额。通常，他会就每一次消费索赔一千元，并要求返还消费金额，总计从2000多到4000多元不等。有老板提出过见面，被一口回绝，“几千块钱的事，我也没时间见面”。

　　作为谈判一部分，王某也会说，“金额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一个有诚意的金额”。

　　一位老板被索赔4200元。她在电话里求饶，说自己店铺小、位置偏，刚开没多久，没怎么挣钱，最多赔偿两千，但王某觉得不够，拒绝了。

　　另一位老板按着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教的沟通话术，想要把价格谈到最低：“老师，我们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你挣几百块钱是几百块钱，如果按政策程序走的话，你也得不到，只有上交国家了。”对方也拒绝了。她的合伙人打了市长热线，讲了来龙去脉，寄希望于不被处罚。结果属地市场监管所说，因为上级部门已经知晓情况，必须走正常的处罚流程。最终，她收到了一张5000元的罚单。

　　即使监管人员出面，也很难谈到更低条件。曾帅所在的片区，市场监管所给十多位老板拉了群，找大家一起开协调会。会上，有商家提出集体赔偿两三千元。后来市场监管所的人员回复，“这个人不干，要求每家可能至少1500元左右。”

　　有商家询问过索赔依据，王某说是食安法，至于具体条款，“现在也没空给你普法”。

　　曾帅参加的沟通会上，市场监管所人员也解答了商户们的疑问。比如对金丝皇菊，他们打印了《中国药典》中的菊花目录，上面只有五种，而金丝皇菊不在此列。

　　这意味着，这一成都茶楼普遍售卖的茶叶，不被视作国家卫健委药食同源名单里的“菊花”，不能被当食物轻易入口。曾帅记得，负责人现场还举了例子，某个东西在广东能吃，但是在内陆就会被判违规。

　　一位茶楼老板被投诉举报的内容。讲述者供图

　　有商家就“金丝皇菊茶”提出合规来源

　　王某也从不主动给商家打电话，只是隐身在举报材料背后。金牛区的茶楼老板勇哥在4月初和对方谈崩金额后，没再联系王某，对方也没打来电话。只有属地市场监管所多次打来电话询问和解进展。

　　开茶楼是勇哥第一次做生意，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但他本能地觉得，对方是在敲诈勒索。当着监管人员面，他说宁愿把这个钱交给国家，但听到如果立案罚款可能得要几万块，他也沉默了。

　　对勇哥来说，两三千块“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如果早三四年，他可能也懒得纠缠，直接给钱了事，“就当打麻将输掉了”。但这几年生意艰难，他内心很难接受给这笔钱，想着能拖就拖，说不定就能糊弄过去。

　　在成都，茶楼生意的变化如此明显。勇哥说，五年前他的茶楼开业，40多个包间，周末总能坐满打麻将的人。但疫情过后的几年，客人一年比一年少。如今他已经砍掉一半包间，分租了三四平米店面出去。即使如此，上座率也不如以前，“疫情第二年，三楼包间一大半都用不上了”。连人们打麻将的金额也变小了，“之前有打50、100块的，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最多打10块5块的。”

　　“贷款了一百多万，搞到现在还有50万没还。”他语气低沉地说。

　　在成都，茶楼是典型的经济的毛细血管。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张涛说，行业一直有四六开的说法，有一半的商家其实并不挣钱，“说白一点解决了就业问题，但对国家的税收贡献率并不高。”

　　当“无证泡茶”的舆论发酵后，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也积极参与了进来。他们在公众号发文提醒商家注重合规，也倡议同行，“拒绝私了妥协，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憋屈、愤怒，这是茶楼老板们的普遍情绪。曾帅加入的一个维权群现在有160多人，其中不乏没被举报的商家。出于义愤，他们也表态，如果打官司，愿意分摊律师费。

　　过去一段时间，曾帅在维权上投入了不少时间。他在网上私信评论区里的老板入群，也不停学习各种法律条款，多次找监管部门沟通。

　　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自己不是为了两三千块钱，而是咽不下这口气。

　　疫情期间，曾帅待了十多年的房地产公司解散了，他拿到赔偿金，从朋友手中盘下茶楼，原本指着下半辈子靠它养家糊口。

　　“这两年没赚到钱，现在还要被敲几千块钱，谁心里过得去？”他说。

　　03   新政前夜

　　事后看，这场波及数百家茶楼的举报集中在4月前后爆发，或许不是偶然。如果再晚一点，这些举报投诉很可能直接被官方“拒之门外”。

　　4月15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在全国开始实施。新规的一大核心，便是明确“非生活消费目的”的索赔，监管部门可不予受理。

　　这也是商家们最初想要援引保护自己的条款。4月13日，街道市场监管所组织的协调会上，曾帅当面提起这条规则，但得到的回复是，“这些投诉举报发生在4月15日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的背后，是过去几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的投诉举报数量的激增。这或许也可以解答成都茶楼商家的困惑，为什么一些基层监管部门会积极促进和解？

　　东部某县市场监管局的法规科负责人陈寞说，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这些职业打假人还会发起行政复议。有的还会用上各种手段，信访、找纪委举报、找司法局申请执法监督等等。

　　在陈寞所在的县，疫情过后，每年接到的行政复议件，从以前的每年数十件，猛增到现在的两三百件。平均每一件，需要两三个工作人员处理两三天。最近三四年，陈寞几乎天天和同事加班，还经常忙不过来，需要一线的同事配合。

　　“如果是实质性的打假，我们是支持的，还会发放奖励金。”陈寞说，“但现在我们碰到九成以上，都是抓到一个小问题无限维权，而法律条款有时确实与基层的实践有脱节”。

　　陈寞所在的县属于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多年来已经形成一套和职业打假群体打交道的标准流程。据她介绍，现在当地一般是这样做的：接到投诉举报，该核查核查，如果确实违法，该定性定性，“再看看能不能符合轻罚免罚的条件”。对商家，他们不会劝说私了，但也会提醒后续可能被纠缠的代价。

　　经验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案子。陈寞曾过手一个案子，有人外卖下单了两个荷包蛋，商家少送了一个，作了退款处理。考虑到违规行为很轻，监管部门作了不予处理的决定。但投诉者后来起诉监管部门，一审、二审，期间也把商家追加为被告，商家忙于此事，关了三天门，反过来埋怨他们当初不建议私了，“还不如当时赔一千块钱算了。”

　　事实上，陈寞说，如果涉及违法事实，即使撤销投诉，监管部门也需要做出处理。不过相对来说，那样会好处理得多，“不一定要走立案程序，符合免罚条件的直接可以不予立案”。

　　陈寞也关注到了成都茶楼事件，在她看来，王某在茶楼高频率的购买行为，属于典型的“非生活消费需求”，按照新规可以不予受理。事实上，在新规正式施行前，陈寞所在的市场监管局近年已经参照规定，开始拒绝受理此类投诉。

　　在成都，新旧法规交替的缝隙中，成都茶楼老板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基层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希望争取到“首违不罚”。

　　在舆论发酵下，转机也出现了。四川省级媒体报道了该事件后，4月28日晚，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回应媒体称，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条件的商家将予以“首违不罚”。

　　但事情也一波三折。五一假期后，还有茶楼老板接到属地市场监管所的电话，询问为何还没有和解。或许是因为处理期限的到来，这通电话里，基层干部的语气比之前更急促。

　　在一段时间里，曾帅都觉得提心吊胆，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免于处罚。直到他去市局，听一位负责人当面说，“只要积极配合整改的都没问题”，才算彻底安心。这位负责人还说，相关文件其实早就下发，但可能一些基层干部没有领会到文件精神。

　　对另一些茶馆老板而言，事情则还没有结束。5月15日，王晓月联合另外九位给王某转账的茶楼老板，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而此前收到5000元罚单的老板，也在考虑提起行政复议，希望能要回这笔钱。毕竟，5000元也不是小数字，够她付一个员工的月工资了。

　　和很多同行一样，曾帅早就已经申请办理《食品安全许可证》，目前还在等待审核。这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过程。相比之下，他真正担心的还是生意，“关键是现在不能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