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严重错误工程 建成后一笔烂账 2个在中国

其中尤为典型的三个项目，有两个就发生在中国境内。它们的故事，远比＂花钱打水漂＂五个字要复杂得多。

关公巨像折戟荆楚

先把镜头对准刚才那座关公像。它位于湖北荆州关公义园，2016年6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尊雕像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设计，净高48米，基座高10米，总高58米，总重量1200余吨，外贴4000余片纯青铜，手持青龙偃月刀重达136吨。整个工程造价约1.729亿元，刚落成那会儿可谓风光无两，被打造成荆州对外宣传的金字招牌。

可惜好景不长。从开园到2020年，这个景区的累计门票收入还不到1300万元，投资回收遥遥无期。

关公义园曾几度调整票价，从最初的120元降到100元、80元，后来推出＂40元限时优惠票＂，但游客并不买账。更要命的是，1200吨的庞大体量给地基带来了持续压力，基座出现沉降迹象，周边路面也跟着遭殃。

真正让事情发生转折的是2020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违反《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破坏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的项目进行通报，关公像被点名，要求整改。

按照规定，荆州古城范围内的建筑有严格限高，57.3米的雕像明显超标。整改方案最终确定为异地搬迁——这意味着要把切割好的零件运到新址，再重新组装。

仅搬迁工作就预算1.55亿元，加上之前的建设费用，这尊关公像的＂折腾成本＂合计高达3.279亿元。让人感慨的是，搬迁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据澎湃新闻报道，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关公像虽已完全拆卸，只剩下基座，但点将台区域并没有开启关公像的重建工程。这就是说，巨像被拆走之后，新家迟迟未能安顿，原址上只留下空荡荡的台座。

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具体迁建方案仍在论证，选址和工期可能还会调整。这件事并非个案。

同一时期被通报的还有陕西韩城投资1.9亿元的＂鲤鱼跃龙门＂景观、贵州独山县耗资2.56亿元的＂水司楼＂等＂贪大求高＂项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随后发文，对这类违背规律、铺张浪费的＂形象工程＂进行了严肃批评。

从这个角度看，关公像事件并非简单的工程失败，而是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纠偏——国家敢于正视问题、敢于真金白银地纠错，这本身就是治理能力提升的体现。

黄河上游争议未休

如果说关公像的麻烦是＂违建惹的祸＂，那么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则是另一种意义上＂代价高昂的学费＂。这座工程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干流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委托当时的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承担工程设计。1957年4月13日大坝正式开工，1960年9月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设计阶段苏联专家提出＂高坝大库＂方案，正常蓄水位定在350米，这在当时被视为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然而，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遭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少数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的核心担忧是:黄河泥沙含量为世界河流之最，高坝蓄水必将造成上游淤积，反而酿成新的水患。可惜在当时的氛围下，这些反对意见没能改变决策。

事实很快给了答案。水库蓄水后短短几年，大量泥沙淤积在库区和渭河下游，潼关河床被显著抬高，渭河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两岸大片农田受淹，陕西方面意见极大。

2003年渭河发生流量仅3700立方米每秒、相当于五年一遇的洪水却造成50多年来罕见水灾，直接经济损失达80多亿元，引起人们对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面对失误，水利部门并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几度大刀阔斧地改建。

1964年12月，在不影响枢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确定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将四根发电引水钢管改为泄流排沙钢管（简称＂两洞四管＂）。

1969年6月-1971年又进行第二次改建，挖开施工导流底孔，并将原电站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从原300米降到287米。

此外，中国水利专家创造性地提出＂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汛期开闸排沙，非汛期蓄水兴利，这一思路成为后来众多多沙河流水库的范本。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在运行，继续承担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和发电等多重任务。

三门峡水库60多年的运用历程是黄河治理实践由认识必然王国逐步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客观地说，这座大坝是中国水利人交出的一份不算完美的答卷，但每一次改建、每一次方案调整，都是对自然规律更深一层的尊重。

它的存在与争议，反而推动了后续小浪底等工程在科学性上的飞跃。

阿尔卑斯山下血色记忆

如果只是经济损失，那还算不上人类工程史上最沉痛的一页。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以北约100公里的瓦伊昂大坝，才是真正的悲剧。

2023年10月9日深夜，意大利全国170多家剧院同时拉开帷幕，上演同一部戏剧，只为纪念60年前那个改变无数家庭命运的夜晚。事情要从1963年10月9日晚上10点39分说起。

大约2.7亿立方米的岩石、土壤和树木从托克山的北坡崩落，以每小时近110公里的速度滑入瓦伊昂大坝的水库。瓦伊昂大坝当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双曲拱坝。

1957年7月这座262米高的双曲拱坝开工建设，1960年2月开始向水库蓄水。蓄水期间，工程师们发现山体存在不稳定迹象。

事实上，在开工之前，地质勘测就已经发现峡谷两侧山体存在古滑坡痕迹。当地老人甚至给托克山起了个外号叫＂会走路的山＂，意思是这山自古就不安分。

然而，负责工程的意大利亚得里亚电力公司SADE对这些警告采取了选择性忽视的态度。蓄水开始后，山体位移速度逐渐加快。

1963年9月，日位移量已达到几厘米，工程方紧急下放水位试图缓解，但为时已晚。岩石滑入水库激起的水浪高达250米，跃过大坝坝顶倾泻而下。

大坝下方的隆加罗内镇及周边村庄被洪水摧毁，约2000人遇难，包括隆加罗内镇约80%的居民。最为讽刺的是，这场灾难中大坝主体几乎没受到什么损伤——拱坝设计经受住了远超设计标准的冲击。

可惜下游成千上万的生命，却没能等到这份＂工程奇迹＂的庇护。事故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和SADE试图把事故归咎于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但最终若干SADE和政府官员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刑。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瓦伊昂大坝灾难列为可避免的灾难之一，起因是工程师和规划者未能理解他们所处理的自然环境的本质。这句话沉甸甸的。

技术再先进，如果决策者对自然失去敬畏，对专业警告充耳不闻，迟早要付出血的代价。今天的瓦伊昂大坝依然矗立在阿尔卑斯山下，但水库早已干涸，它更多是作为一座露天博物馆，提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把这三个案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的＂失败＂含义并不相同。

瓦伊昂大坝是傲慢与漠视酿成的人间惨剧，2000多条生命换不回任何反思都嫌迟；三门峡水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经验不足的代价；荆州关公像则是地方决策冲动与监管缺位的产物。

工程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堆砌，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安危、是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礼物或包袱。

中国这些年涌现出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中通道、川藏铁路等一大批堪称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其中每一项的成功都建立在对过往得失的认真总结之上。能够正视失误、敢于纠错、勇于改进，恰恰是一个国家工程能力走向成熟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