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百万，月薪三千” 海归在中国祛魅了？

长期关注中国教育的青年经济学者叶晓阳告记者：“留学正从‘出去并留下’的单向想象，变成‘获得全球教育经历后再回流’的过程。”

受访学者均认为，留学生回流背后的三大因素分别是海外就业空间收缩、国内高科技企业崛起令本土机会增加以及家庭纽带，其中，海外就业环境变化是最主要的变数和驱动力。

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放缓等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中国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近年陆续收紧了工作签证和移民通道， 压缩了中国学生留在当地的发展空间。

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王巍翔受访时说，目前国外整体就业环境不好，也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往右倾斜，移民政策收紧，公司雇佣政策也对外国人不友好，是一个不太公平的竞争环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受访时则强调，海外环境是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内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10多年，中国在互联网金融、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崛起，城市条件也发展较快，“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回国不一定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对比本土毕业生 海归优势不再

海归规模持续扩大加剧彼此之间的竞争，而国内就业市场“内卷”不断加深，使得留学生回国求职面临更大压力。

成立于2020年5月的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是豆瓣最受关注的小组之一，目前已有超过5万4000人。小组主页介绍写道：“欢迎海归留学的失业失学者加入”。不少网民在此发帖倾诉回国就业的艰难。

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留学生回国”等相关标签下，过半以上是吐槽回国求职碰壁的话题。

一些商家看中海归求职的痛点，推出专门面向留学生在国内求职的培训咨询项目，并在社交媒体上打出“英硕回国如何避免找工作高学历低就业”、“美硕回国可能是留子里最难找工作的”等吸睛标题，宣称能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国内求职市场。

有网民在平台分享自己的求职经历时透露，相关机构协助应聘的费用至少1万元（人民币，下同，1890新元）以上。

留学生求职费用不菲，薪资回报却没有绝对优势。智联招聘《2024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指出，本科海归如互联网、金融这类热门行业起薪可能在每月8000元至1万2000元，但未说明非热门行业情况。

而这一起薪区间与中国985和211大学本科毕业生约1万元的平均薪水相比，也并无显著优势。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企HR主管受访时说，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竞争力很强，很多人还有扎实的项目和实习经验。“这并不是说留学生就没有价值，但若缺少本土经验、行业资源等，回国求职优势不一定明显。” 

叶晓阳说，中国企业对留学生的态度已从“稀缺崇拜”转向“生产力检验”。“过去海归身份本身就是强信号，现在企业更关心你能不能上手、懂不懂中国业务、适不适应组织节奏。”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彭銦旎去年6月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海归人数急剧增长，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海外学历“通胀”的现象。

报告说，中国的雇主开始参考如QS等国际大学排名系统，来评估海归的就业能力。一些公司会要求海归提供高考成绩，以判断留学的成色和水分。

赵力涛也说，现在的留学生和过去不太一样，有些留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可能本身就有限，甚至部分学生是因为国内上不了一流大学而选择去海外。

他补充说，近年就业形势不乐观，一些本科毕业生就业不顺利，索性就去海外继续读研。

中国媒体此前报道，毕业生为了延迟进入社会或躲避就业压力，将考研作为“避风港”的现象，被称为“逃避式考研”。

“花费百万，月薪三千” 留学还值得吗？

中国互联网2024年一则热传文章，讲述花费百万的留学生回到三线小城，在体制内做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引起留学投入回报率的讨论 。

而现实中，即使在二线城市，留学费用可能也需要很长一段工作时间才能填平。

目前在重庆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吴明莉没有透露留学开支和薪资水平。但据学校网站信息，她所在的院系国际学生每年学费约2万4000加元 （2万2268新元），加上据称与学费相当的生活费，四年开销约一百万元人民币，而重庆大学生目前平均年薪最高仅约12万元。

彭銦旎受访时说，留学仍然有价值，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意义，但不能自动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就业能力。

叶晓阳也说，留学不再是一条稳定的阶层跃升通道，而更像一种高成本的人生期权（选择权）。即留学昂贵的投入未必能保证有效回报，但它提供了一种“未来仍有更多可能性”的机会。

彭銦旎在报告中也提到，许多海归降低了期望，并尝试适应一个更加不确定且拥挤的就业市场，包括调整薪水预期、求职时间、以及接受更广泛的工作内容和地点选择。

领英《2025中国留学生归国求职洞察报告》显示，更多学生调低了预期，占比最多的期望月薪区间从前年的1万2000元至1万8000元，下调到去年的8000元至1万2000元。

2025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还显示，海归求职向三四五线城市下沉趋势明显，其中向五线城市投递的人数同比增长30.8%，向四线、三线城市投递的增速也分别达到24.8%和 21.9%。

王巍翔说，海归心态的转变，也和中国家庭家底变厚实有关。“他们的父母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对孩子的期望可能是有基本收入即可。”

吴明莉承认，她的家庭为她提供了经济支持，且未要求等额回报。

她说，“留学不能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它还是一种难得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大多是正面的，对了解自己很有帮助，总的来说还是值的”。

（副文）薪资以外的挑战：职场文化冲突

伴随“海归光环”逐渐褪色，除了薪资与预期存在落差，职场文化上的冲突也是许多海归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

豆瓣一篇发表于去年4月的帖文，梳理了“回国发现和国外很不一样的地方”，包括职场习惯打官腔，对比自己职级低的人颐指气使，感叹“在国内工作真的心累”，引起不少海归共鸣。 

吴明莉说，她在第一份工作前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但真正进入后还是觉得不太适应，尤其是长时间的加班。

叶晓阳说：“这种冲突不是单纯的个人适应问题，而是两套制度环境的碰撞。海外教育更强调规则清晰、边界明确和平等沟通；国内组织往往更依赖隐性规则、层级秩序和高强度响应。”

王巍翔和赵力涛均认为，对职场潜规则的不满并非海归群体独有，国内新一代年轻人也普遍有类似诉求。

王巍翔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年轻一代有更多权益意识，中国企业也应相应提升治理水平，更好地保障员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