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统而统”已侵入台湾日常

长期以来，西方习惯以“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的二元对立框架来评估台海局势，已开始发生方法论的转变。 2026年6月，在杭州举办的第十二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及福建海峡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抛出“不统而统”的新论述，强调“统一之事急不得、慢不得，更等不得”，并主张在对台工作上同时防范“统一急躁症”与“消极等待症”。

这一论述的浮现，并非是再唱起“和统”的老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也从来不是温和派的代表，而是北京在权衡地缘政治风险与军事代价后，所提出的攻心与结构渗透战略。 在此时间点提出，主要是看到初期的验证已有相当成果，部分种子的活跃正在让台湾内部不分阵营的产生负面的影响，台派有包藏祸心者、统派中有着话语代理人。

北京的核心图谋在于，不诉诸短时间高风险、高代价的军事摊牌，而是在美国安全体系难以实质防范的灰色地带与社会结构中扩大缝隙，从中埋下裂解根基的种子，从而建立无法逆转的政治与社会既成事实，在发声政治或军事的统一行动之前，以便让法理统一出现实质进行的统合现象。

这套战略的核心，本质上是将“时间”转化为对抗台湾民主体制与主体认同的非对称武器。 但是悖论在于，最高领导核心是否有时间持续等待，紫禁城内所有的不安因素是否已被层层清洗，预留“不统而统”所需的政治环境和时间。 对于威权政体而言，至少需要克服接班团队与政治现实的挑战，而这还没纳入中国经济与社会长期低盪的因素。

中国不统而统就将台湾社会内部化、并且结构性吸纳台湾的知识系统，内外并进的造成台湾压力。 （法新社）

“不统而统”的系谱与历史演变

回顾历史，不统而统这一概念在中共对台论述中并非首创。 早在2018年中共十九大后，时任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就曾提出此概念，当时主要指涉两岸民间极为密切的经济与社会互动，在未有正式政治表态前，实质上已形成高度融合。 然而，时隔数年，当朱卫东重新定义“不统而统”时，台海与地缘环境已发生剧烈变化。

朱卫东所提出的概念，试图解决中共对台工作长期存在的两大路线矛盾：一是源自民族主义高涨而产生的“统一急躁症”，这极易促使决策层进行军事冒险，进而引发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军事介入。 军事与安全的领域看似与社科院台研所关系较淡，但是国安部就出现过来自台研所的要员。

例如：前所长姜殿铭曾于2000年后出任国安部十五局局长; 前所长杨明杰具备第八局身份，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经费也与国安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是源自官僚懒政的消极等待症，一味被动坐等统一水到渠成，反而给予台湾形塑实质独立与巩固主体认同的时间窗口。 对于台办系统而言，统一之后如何维持既有利益与地位是个难题，至少各省不再需要这么大的组织体系，军方也将失去大量的养老位置。

各省原先就有对台政策不一致，重心排序未能与北京齐心的问题，甚至在河南等内陆地区还有着“批地换现金”的过时思维，统一后这些政策消失将不利于地方财政“无中生有”。 更重要的是，长期在台湾泛统政党的影响下，利益盘根错节，对台政策的认识论早已扭曲变质，多数局处级官员认为：多做不如不做，维持现况才能保住最大利益。

为了调和矛盾，北京尝试重塑其战略时间观。 正如毛泽东曾提出《台湾问题可以等上一百年》的论述，试图展现在处理主权领土问题的战略定力与弹性; 当前的“不统而统”则是将这种“长期性”转化为“主动的渐进主义”。

但是这并非是放弃统一时间表的节点，而是以“开渠引水”与“水到渠成”的辩证关系，通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建立与台湾的“情感连接与利益绑定”，将政治性的叙事转化为事实的统一性，解决当前“更等不得”的现况。

强化治权延伸与结构渗透的双轨手段

北京推行不统而统的战术机制是由硬性的治理权延伸与软性的结构性渗透双轨交织而成。 这种双轨战略不仅企图在台湾内部扶持代理人，更试图延伸在台湾周边的行政与管辖的既成事实。 在硬性维度上，近期北京正将台海防卫逐步虚化。 随着日本、菲律宾片面启动专属经济海域（EEZ）谈判，台湾在东部外海的战略存在出现缺口，中国海警与海巡部门顺势在台湾东部外海展开专项执法行动，这被中国媒体与学者定义为“近海治理模式”的启动。

中国海警在金马限制水域、台湾海峡乃至东部外海实行常态化执法，但是台湾却陷入无法武力驱离的尴尬现实; 同时又在台湾内部引发声浪，反对日菲等邻邦代行驱赶之实，使台湾无力实质反制，北京实际上已在法律层面推进其对台海的实质管辖权。

在软性维度上，北京则是进行深层的社会与经济绑定。 其运作逻辑是绕过台湾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架构，直接与台湾的地方派系、特定工商团体、基层农渔民及青年群体进行精准对接。

正如海峡论坛提出的“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北京企图重启在台湾内部的“利益共同体”，并且有显著的年轻化趋势，甚至其细致化程度已至台湾的特定青年群体，并且开展知识网络，像是硕博士生和补教机构等。

这种泛知识网络的系谱一旦在社会层面扩展，将使台湾面临巨大的价值分裂，抑制台湾的主体性发展。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反对统一者趋向反对独立，营造“不统而统”所需的氛围。

中国在海峡论坛提出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就是企图重启在台湾内部的利益共同体。 （金厦中国游客/法新社）

台湾的民意现实让中国选择“不统而统”

北京之所以在2026年将重心向“不统而统”倾斜，部分原因在于决策层逐渐意识到，两岸关系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并非台湾的军事防御能量或战略地位，而是“台湾的民心走向”。 长期的武力恫吓与政治施压，非但未能逼迫台湾就范，反而促使台湾社会形塑出强韧的民主防卫机制与主体认同。

这一政治现实，在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得到充分印证。 根据《联合报》民意调查中心（2026）于6月1日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台湾社会对未来的主张已有共识，多数人主张永远维持现状（63%），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且首次突破六成，显示台湾社会对和平与生活方式的集体共识。 反之，倾向统一和独立的光谱都是历史新低，但是倾向独立仍有21%，倾向统一只有10%。

此外，桃园市国家发展基金会于6月15日发布的“两岸政治谈判”民调亦显示，虽然有61.6%的民众赞成在对等情况下进行两岸对话，但高达58.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接受北京所提的“一个中国原则”作为谈判前提; 在政治谈判所希望达到的选项中，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仅有极微弱的2.9%。 这些数据揭示目前和平统一的三大结构性不利条件：

第一，公民民族主义与民主认同的深化，台湾的主流民意已将民主体制视为“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核心来源。 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的界定，是建立在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与法治保障之上的公民认同，这与北京基于大一统与威权统治的历史叙事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

第二，政治信任度的彻底破产，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变迁，使台湾民众对北京的任何政治承诺（如和平协议）产生了深层的质疑。 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使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谈判在国内都面临极大的舆论阻力。

第三，两岸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随着台湾社会在性别平等、人权保障及公民社会成熟度上的提升，台湾民众愈发不愿将自身的生活方式置于威权体制的管辖之下。

正因和平统一的政治土壤极度匮乏，北京才试图转向“不统而统”的迂回战略，寄望通过“先和再统”或“由和而统”的渐进手段，绕过台湾主流民意的政治防线，以社会和经济的深度嵌入来消磨台湾的主体意志，陷入沉默的“不统而统”。

软硬兼施的双轨战略威胁

“不统而统”的融合话语，绝不意味着北京放弃武力手段。 相反，它还是原先那一套的“软硬兼施”双轨手段。 近期北京在台湾周边建立的近海治理模式，以及持续的高强度的军事演习，展现“软性融合”所需的强制力。

中国至今未曾正式宣布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于台海上空。 在这一战略架构中，军事威胁的作用在于战略威慑与认知操作。 随着近年来台海局势的紧张，使得中国更进一步操作台湾社会内部的地缘焦虑，以及将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化为疑美论。

根据《联合报》在2025年下半年的民调显示，随着疑美论在台湾社会内部发酵，相信“两岸若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的比例已由过去的四成九降至四成一，不相信者则攀升至四成九。

这种对外部安全保障的信心动摇，正是北京推动“不统而统”所极力利用的心理窗口。 当台湾民众普遍感受到军事冲突的毁灭性代价，同时对外部盟友的援助可靠性产生怀疑时，社会心理便容易在“抗拒统一”与“接受现状”之间产生动摇。 部分群体在长期的安全焦虑与经济吸纳下，其终局意识可能被重塑，逐渐向“不反对统一”的中间地带靠拢。

一直以来，北京都试图扩大“不战而屈人之兵”效用：通过极限的军事与施压，逼迫对手接受看似“和平”的方案。 从东海到南海的邻近疆域，中国不时以类似的手段与邻国周旋。

民主防卫与威权的时间竞赛

“不统而统”的侵略性隐藏在日常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日常生活的隐讳之间。 中国企图在国际社会尚未警觉前，就将台湾社会内部化、并且结构性吸纳台湾的知识系统，内外并进的造成台湾压力。

面对中国对台政策新一轮典范转移，台湾同时得在强化国防与反渗透的工作强化法律。 现实来看，目前在立法层面几乎已被瘫痪，这也是“不统而统”正式浮上台面的背景。 北京已经亲眼见证国防预算是如何被删除，部分荒诞的立法是如何被推动。

因此，台湾必须体认到，时间并非全然站在台湾这一边。 北京同样有时间的压力，虽然威权制度可以靠人事洗牌来维持政局，但是中国正在面临低增长与发展失衡的问题。 这些内爆因素将制约“不统而统”的执行能效，但是台湾万不可将寄于中国内部，应当持续强化制度性的韧性建立，以及自身的经济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