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人走进墨西哥腹地 发现最可怕的不是毒贩

　　我记住的墨西哥，是玛雅村落里的母亲，是不知道明天能否活着的左翼记者，是曾偷渡到美国又回到家乡的小镇夫妻，是住在树上的德国人，是受过高等教育却选择做导游的女性，也是刚服完兵役、试图暂时忘掉身份的以色列青年。

　　他们并不生活在外部世界为墨西哥准备好的叙事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日常里。

　　中国女人走进墨西哥腹地后,发现最可怕的不是毒贩

　　一、龙舌兰为何燃烧？

　　《燃烧的龙舌兰》这个书名，后来常常被人问起。最初我只确定书名里一定要有“龙舌兰”。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既生长在土地上，也生长在历史里。

　　在去墨西哥之前，我对龙舌兰的认识很笼统。和许多外国人一样，我知道它是一种植物，也是一种酒。抵达之后我才发现，龙舌兰远比一个旅游符号复杂得多。很多人以为龙舌兰酒就是 Tequila，也就是特吉拉酒。但特吉拉其实是西班牙殖民者带去蒸馏技术之后才产生的酒，历史不过几百年。

　　在此之前，墨西哥本土已有一种用龙舌兰汁液发酵而成的酒，叫 Pulque，也就是普逵酒。它度数很低，有点像米酒，曾经和原住民社会的日常、仪式和文化记忆相连。可是今天，知道普逵酒的人已经不多了。它在墨西哥也逐渐没落，像许多原住民文化一样，被现代商业体系和全球化口味推向边缘。

　　“龙舌兰”因此成了一种隐喻。它是本土植物，却以殖民之后形成的烈酒形态被世界认识；它扎根于古老文明，却又在现代消费体系中被重新命名、包装和传播。原住民、殖民者、传统、现代，彼此叠压、混合、冲撞，最终生成了今天的墨西哥。

　　墨西哥的玛圭Maguey，一种大型龙舌兰，直径约2米（作者拍摄）

　　“燃烧”这个词，是出版社编辑后来提出的。我原本想过“远方的龙舌兰”之类的名字，但总觉得不够准确，也不够有力。编辑读到书稿里关于火的描写，忽然说，不如叫《燃烧的龙舌兰》。现在回头看，这个词确实贴切。它没有明说什么，却让人感到一种热烈、粗粝、不可控的力量，也像是这个国家在历史深处留下的温度。

　　墨西哥粗放的生命力，或许可以从与火山的关系开始追溯。

　　墨西哥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许多重要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都在火山附近，最为突出的就是首都墨西哥城。对很多墨西哥人来说，火山不是遥远的自然奇观，而是城市天际线、乡村土地和日常新闻的一部分。中部墨西哥的许多原住民文化，如阿兹特克、纳瓦人等，更是把山岳和火山视为一种生命存在：火山灰和熔岩风化后会形成肥沃土壤，玉米、龙舌兰、咖啡都能在此生根，火山地貌也带来森林、泉水、温泉和矿物资源。

　　我曾去波波卡特佩特火山附近的小村庄，寻找擅长刺绣的手艺人。

　　火山在人们通常的想象里，常常是危险的、毁灭性的，但我在那里感受到的，是一种堪称为“母性”的力量。当然，火山会摧毁，像庞贝古城那样，一场喷发足以掩埋一座城市。但从更大的自然尺度看，火山也是塑造性的，它改变地表，喷发物经过漫长风化，最后变成沃土。

　　我到那个村庄时，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愿意生活在火山山腰上？如果火山只是毁灭性的力量，人类为什么还要依附它？为什么不远远逃开？

　　后来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关系：人们像鸟生活在大树上一样，生活在火山之上。村庄里的刺绣有绿叶、红花和自然图案，日常生活里的劳作、繁衍和秩序，也都和这座火山相连。火山不是单纯的危险物，它也是养育他们的东西，它进入他们的神话、传说和文化记忆，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图源网络）

　　去到墨西哥之前，我脑子里也有一些关于它的关键词：热烈、粗放、多元、混杂；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悠久的原住民历史。但这些词，说到底还是标签，它们来自新闻、阅读、媒体和想象，旅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把这些标签坐实，而是不断校正它们。

　　如果现在让我用几个词重新概括墨西哥，我做不到。这个国家太大，也太复杂，任何高度概括，都可能成为新的遮蔽。而我写这本书的过程，恰恰是不断打破标签的过程。

　　二、走进最细微的日常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要进出这个国家，很难绕开这个城市。我去过那里的人类学博物馆，也看过许多博物馆，墨西哥城给我的印象是乱、堵、污染严重，交通混乱——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都有类似面貌。

　　但在墨西哥城，我认识了一位左翼记者。我想起墨西哥城，首先想起的是这个记者。

　　他拎着两瓶酒来见我们。那天晚上大家喝到很晚，聊政治、聊社会，聊权力和现实。左翼记者在墨西哥是很特殊、也很危险的一群人，他们揭露腐败，揭露权力、军火商和毒贩之间的关系，很多记者最后遭到威胁，甚至被杀害。他可能随时被暗杀，但那天晚上仍然照样喝酒、聊天、笑闹，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他自己当时也未必知道自己能活多久。

　　墨西哥城本身没有给我留下太多感情，反而是这个人，覆盖了我对城市的记忆。一如我对墨西哥、对很多我曾踏足的国家的情感，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面孔才是我最想抓住的部分。

　　为庆祝世界杯，墨西哥城举行主题游行（图源网络）

　　很多人一提墨西哥，就会想到毒贩、枪支、帮派、暴力。新闻里的墨西哥似乎永远危险。世界杯要在墨西哥举办，也会有人担心：这么危险的地方，能去吗？

　　我并不否认危险存在。墨西哥确实有毒品问题、治安问题、腐败问题，也有记者被害、平民遭遇暴力的现实。但新闻会把某些事情放大，直到它遮蔽其他内容。就像外媒如果每天只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外国人可能会以为中国人生活在持续中毒的危险中。问题确实存在，但它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全部。

　　我进入的不是贩毒现场，不是枪战场所，也不是监狱。我进入的是人的日常生活——只要一个地方还有人在吃饭、睡觉、做生意、照顾孩子、种地、聊天，这个地方就仍然有自己的日常秩序。而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

　　这种感受并不只发生在墨西哥。

　　在拉美，我还遇到过很多刚服完兵役的以色列青年。他们拿着退役后得到的一笔钱，到世界各地旅行。他们想要的，也许是暂时忘掉自己的身份。从“以色列人”、“士兵”、“冲突中的一方”这些身份中剥离出来，先恢复为一个人。去玩，去走，去睡觉，去喝酒，去重新感受身体和生活。

　　我们在外部看以色列、巴勒斯坦，很容易只看见冲突、战争、正义、邪恶。但我走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内部时，看到的是人们仍然在日常生活里过日子。

　　2008年底我到以色列时，巴以正爆发一轮很大的冲突，以色列国防军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执行代号“铸铅行动”的空袭。只是当我真正走在街道上时，却发现那里风平浪静。以色列人在大学里讨论哲学，讨论自由。作为外来者，你可能会想：加沙正在被轰炸，你们怎么还能这样讨论哲学？可他们确实生活在自己具体的微观世界里。后来我也去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们也在自己的生活里，街上在卖大饼，烤羊肉的香味飘着，咖啡香也在。

　　正常人，普通人，都是爱生活的。即便处在历史冲突之中，人也不会只以冲突的方式存在。

　　三、自由地走入奥德赛

　　在墨西哥，我选择了比较缓慢的旅行方式。从西部城市一路往南、往东走，坐长途大巴。大巴很好，可以睡觉，夜里车身摇晃，像躺在摇篮里。第二天一睁眼，窗外忽然变成丛林，这种体验很神奇，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一下子晃进了另一个世界。

　　这和今天很多人的旅行方式不太一样。现在假期短、工作节奏快，旅行也常常被时间催赶：几点去哪里，几点必须到下一站，怎样用最短时间抵达目的地。但对我来说，时间不是外在的，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度过那些日子，就是度过生命本身。

　　这种时间观，和我早年的生活选择有关。本科毕业时，我决定不参与大城市那套生活。我去了西藏，在西藏大学当老师，一年有四五个月假期，就用这些时间去走遍西藏。那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选择：我想试试看，另一种生活能不能成立。

　　后来在墨西哥，我也不断遇见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他们的选择不完全相同，但都与“自由”有关。

　　瓜达卢佩圣母节，街边的父母和装扮好的孩子（作者拍摄）

　　在普拉亚，我遇到一群女导游，她们非常特别。她们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人在读硕士，有人有双学位，很多人会两三种外语，可以在英语、法语、德语之间任意切换。她们长得像电视台女主持人，又有战地记者般的勇敢。

　　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这么高知的女性都来做导游？

　　她们回答得很直接：因为自由。

　　导游这份工作，想做就做，不想做可以不做；可以接活，也可以不接活；收入靠能力，也不用坐办公室。对她们来说，这已经是当时能找到的最自由的工作之一。

　　那是2010年前后的墨西哥，女性在职场里的位置仍然不高。同工不同酬很常见，一个女性可能要做到非常优秀，才能拿到普通男性的工资。女导游们在这一行里至少可以靠能力赚钱，即便收入未必高过男导游，但已经比许多工作更有空间。

　　但她们不能代表所有墨西哥女性。

　　在玛雅村庄里，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女性。她们不太说话，却是家庭的凝聚力。母亲坐在那里，不需要表达太多，家里的老人、孩子、丈夫、儿子都围绕她形成秩序。这不是城市女性那种外放的自由表达，而是另一种母性的存在。

　　所以墨西哥女性也不是单一形象。她们有很多种生命样态，分布在城市、村庄、职业、家庭和历史结构之中。

　　小餐馆里帮工的姑娘在擀玉米饼（作者拍摄）

　　同样不能被单一解释的，还有移民。

　　我写到过马里和苏珊娜夫妇。他们曾偷渡去美国，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在墨西哥穷到活不下去才离开的——偷渡之前，苏珊娜甚至已经在老家买了一块地。他们去美国，更多是怀着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想象，那是美国梦，是发财梦，也是衣锦还乡的幻想。

　　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发现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只是在餐馆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后来他们赚了钱，投资房地产，又赶上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房子被银行收走。最后，他们想起老家还有一块地，于是回到了墨西哥。

　　马里曾经在美国中餐馆打工，学会了做中国菜，回到墨西哥后索性就在村里开了餐馆。餐馆墙上还画着两只熊猫，大概借用了美国 Panda Express 的符号。村里人未必愿意为这“来路不明”的中国菜买单，但他就这么开了。

　　马里和苏珊娜面临的从始至终不是单纯的生存问题，而是梦想，以及梦想破灭后重新拾起自己。

　　墨西哥式中餐（图源网络）

　　雅布则是另一种状态。他是德国人，出身中产家庭，曾经是电子工程师；后来却选择住在树上，捡临期食物，在世界各地漂泊。

　　有读者会说，他是从第一世界往南走，寻找自由；而墨西哥人往北去美国，是为了生存。这似乎构成一个残酷现实的镜像，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雅布的离开，也源于某种匮乏。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可能会空虚，会感受不到真实的生命。他想脱掉现代生活加在人身上的外壳，回到生命最朴素的状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追求新奇饮食，也不住五星级酒店。他睡在树上的吊床里，也可以睡得很好——这是一种通过放弃获得自由的方式。

　　我觉得他们都处在自己的“奥德赛时期”。马里和苏珊娜有他们的奥德赛，雅布也有他的奥德赛。人总要离开一下，去追寻某种幻想，再在抵达或破灭之后，重新理解自己。

　　四、他人是镜子

　　我在墨西哥接触了很多人，但我很难从他们身上总结出“墨西哥人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如此不同。

　　人不是总生活在宏大叙事里，而是生活在晚餐、失恋、工资、被老板骂、孩子生病、今天要不要出门这些具体事情里。我喜欢住到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有中年人，可以看到他们怎么生活；老人在做什么，小孩在做什么，一家人怎么吃饭、说话、安排一天；这些观察，我觉得乐趣无穷。

　　我听他们讲自己的生命故事，也用这些故事反观自己——他人是镜子，我们看别人时，其实也在看自己。认识别人，最终是认识自己。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如水在水里。”这不是我对墨西哥的定义，而是那段经历给我的一种关于世界的感受。

　　墨西哥确实有一种特别的开放性。它像一个巨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人都能在那里登场。德国人可以跑去搞乌托邦农场，嬉皮士可以在那里聚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可以短暂停留，奇奇怪怪的人也能活得下去。

　　我在那里遇到很多人的生命表演。最后，我重新理解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个外来者站在岸上观察水，而是像水在水里。你和世界不是绝对分开的，你进入其中，边界松动，人与人之间发生连接。那一刻，你既不是游客，也不是局外人，你只是一个正在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