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马克思主义”？中国如何应对AI革命

要说有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格外害怕的，那就是躁动不安的无产阶级了。

在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汽车露天试验场武汉，出租车司机们在两年前首次抱怨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当时人们递交了请愿书，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标签话题，当地的反对声音不绝于耳。

这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官方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网络上的抗议。但这也引发了对一个同样令西方许多人感到担忧的大问题的重新思考：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中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大规模替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反弹？

中国在工作自动化方面比大多数国家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其工厂里有超过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正在工作。无人驾驶快递车在许多城市的街道上穿梭。服务机器人在酒店和餐厅里招待顾客。停车场里的机器人负责为电动汽车更换电池。无人机则忙着配送外卖。

迄今为止，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蓝领工人身上。但人工智能主要威胁到的却是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极其重视社会稳定的管理体制而言，高学历群体在历史上往往更需要稳妥的引导。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打造为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目标已经正式和另一个目标绑定在一起，那就是让普通人始终保持在人工智能经济的核心位置。而在过去一年里，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来落实这一目标。

通过一个个法庭判例来“解放劳动力”

当官方想要表达其对某件事动了真格时，通常会将其写入五年规划。在当前的五年规划中，中国承诺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冲击。

我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的专家陈凯欣(Kyle Chan)。他告诉我，中国希望人工智能能够增强人类的能力——也就是说，提高人类在传统和新兴行业中的生产力，而不是取代人类。他表示，在向这种人工智能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官方希望能够缓冲其带来的冲击，以避免引发社会问题。

我的同事凯蒂·埃德蒙森(Catie Edmondson)最近撰文描述了这一现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承诺将为“重点行业提供定向就业支持”。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则呼吁建立一项“AI失业保险”制度，以此作为被转岗工人的安全网。官方也一直在推动职业培训，以帮助劳动者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工作市场。

中国学者甚至一直在拓展一个他们称为“AI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剖析诸如“在人工智能革命之后，究竟是谁或什么创造了价值？”（是机器？是发明机器的人？还是操作机器的人？）等问题。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正在给企业施加巨大的压力以避免裁员。而那些未能严格执行的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告上法庭。

去年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华为计算系统，该系统专为训练和运行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而打造。

目前已经出现了几起偏向被辞退员工的受热议判决。今年4月，一家法院裁定，某科技公司在用人工智能软件取代一名员工后将其解雇属于违法行为。这一判决向其他雇主发出了含蓄的警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份判词中写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应用于解放劳动、促进就业、造福民生，劳动法允许用人单位承接技术变革进行更新转型，但亦应顾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将如何运作，以及政府对不合规企业究竟准备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目前还有待观察。但这些判决凸显出中国在思考这一问题上投入了多少精力。

两种迥异的人工智能愿景

美国正让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硅谷主要专注于一件事：实现能够替代人类的超级智能机器。这是一种川普政府似乎广泛赞同、或者至少不打算加以阻止的发展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陈凯欣指出，中国的做法则不同。中国正在构想其期望的经济和社会版图，以及人工智能如何能协助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追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因此正将人工智能植入到每一个行业中——从机器人等时髦的新兴产业到钢铁或水泥等传统的老旧工业——以极大地提升生产力，从而确保自身在战略上不再面临脆弱性。

与此同时，中国追求稳定，因此即便在推进自动化的过程中，它也在思考如何保障人类的就业。

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愿景是由国家驱动的，旨在实现政府的目标。美国的愿景则是公司主导的——目前来看，像OpenAI这样的公司追求超级智能是为了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美国的某项宏观国家战略。

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一场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机器人。

陈凯欣表示，中国的经验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应该完全照搬其对待人工智能和就业的具体做法——例如，大多数西方国家根本无法可行地复制中国对科技行业的控制方式。但中国表明，政策制定者对这项技术拥有主动干预的权力。他们能够引导其发展方向，而不是仅仅听任（人工智能对）命运的安排。

人类的选择依然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未来愿景正在现实世界中实时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