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地，如同月经” 政治抑郁在中国蔓延

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在中国爆发，民众尝试发声，却往往不了了之，愤怒与挫败在小羊心中逐渐累积成绝望。

“我不断在经历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经一样，每个月就要来那么一次。”

“政治抑郁”如何在中国蔓延

一般而言，“政治抑郁”指向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困境与创伤，常伴随失望、无力的心理状态，但目前并非医学上正式的诊断名称。

在中国谈到“政治抑郁”，媒体与网友经常引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卢森(Robert Lusson)2017年撰写的文章，该文的时代背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部分美国人感到失望与忧郁。根据中国记者柴静2024年对卢森的访谈，卢森认为“政治抑郁”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

“政治抑郁”一词在中国渐渐流行起来，2019年是一个重大节点。香港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时，在中国从事精神健康倡议的草根组织“刺鸟栖息地”首次译介了卢森的论述，接著又发表〈应对政治抑郁：这10条建议也许对你有用〉等一系列文章，受到关注。

学医的亦辰第一次经历“政治抑郁”，就是因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念医学院课最多的时候，但他还是一直刷香港的新闻，“一天会看很多很多遍”，即使看这些消息会感到难过、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点像强迫症的感觉”。

新冠疫情封控是许多中国青年“政治抑郁”的起点。有些人参与了白纸运动，也成了他们情绪的出口。

“很多时候抑郁就来自于你对事情有过高的期望，但实际上事情完全向著你期待的相反方向进行。”高中时，曾有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亦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视为中国走向民主的模范，港府对港人的镇压却让他意识到这样的期待不切实际。

反送中抗争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场。长达三年多反復封控，让“政治抑郁”蔓延更广泛。

现在是工程师的子谦经历过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郁”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在学生宿舍里跟室友一起被关起来三个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封控)的科学来源……你就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面，出不来。”

解封后，有一段时间凡事仰赖健康码，就连买东西都要扫码确认，人民所有动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谦说，虽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对那些特别配合官方叙事、亲政府宣传的店铺，越来越感到不适，会倾向避开，这种影响持续直到现在。

上海曾于2022年3月至6月实施封城。

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成了子谦排解“政治抑郁”的一个出口。他最初并没有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隐约感到心情不好，“因为我知道同一座城市另一个地方，大家是在抗议”。隔天他心想，“多一个人会更有力量”，于是骑著脚踏车到乌鲁木齐中路。“他们在抓人的时候，我就拚命地喊……‘放人、放人’，不停地喊。”

子谦说，他庆幸自己曾经在白纸的现场。他期许自己做一个“活下来的人”，能够不断说出当时发生的事。

“我也没有什么武器，没有太多的手段去跟他们对抗，我的方法就是，我希望让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白纸运动期间，抗争的消息主要透过X平台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传递给全世界，“李老师”的账号自此成为中国青年翻墙接收资讯的重要管道，同时也变成墙内的敏感词。

研究生Snusa曾因为跟朋友讨论到李老师，而被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她被警察查手机，翻来覆去不断讯问了4个小时，被迫做笔录，写保证书，听派出所所长训话。“感觉他如果要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面，肯定就是反派……他最后说，‘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现在已经用掉了’。”

这件事带给Snusa严重的“政治抑郁”，大约有半年时间有如惊弓之鸟。“我会随时幻想可能有警察衝进我的房间，检查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每次离开房间，Snusa都要确认自己有没有关掉VPN、删掉所有浏览记录，再锁上萤幕。这一切大大干扰她的日常生活。

她说：“政治抑郁把我们变成一个一个孤岛。”

Snusa靠自己一点、一点消化创伤。她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流，总是想著躲避这个体制，还有那些会提醒她的一切，例如党员和警车。然而党的政治宣传已经渗透到了生活所有层面，不被体制沾染的“净土”，几乎无处可寻。

家与国、私与公的交织创伤

国家的打压与控制，在香港反送中和疫情封控时表露无遗，但有一些更隐微的压迫存在于教育体系和父权体制之中，带来另一种政治抑郁。

日本社会学家阿古智子长期关注中国青年的“政治抑郁”。她认为，这不只来自国家政治体系，还有父权结构和家庭，包含长年的一胎化政策对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考大学，找对象，生孩子，这样的压力都是跟社会制度、国家政策很有关的。”

今年中国高考，曾有媒体报道一名山东考生在步出考场时对社会议题公开“喊话”，主张应将“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8岁”，但微博和抖音的相关影片却被删除下架。有些网友把此事视为人民被噤声的另一个案例，在Threads平台也掀起一波“政治抑郁”讨论。

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伊凡表示：“在高考谈‘政治抑郁’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典型的表现形式……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它的‘政治抑郁’确实是从教育体系开始的。”

从小，伊凡被师长灌输绩效至上的价值观，成绩表现是评断个人价值的唯一准则。对表现好的学生，老师会说“看看你又把多少人踩在了脚下”;成绩不好的，则会被斥责“不配成为人”。成长于这样的教育体系，孩子的尊严被剥夺，看不到自身最基本的需求，也不懂得表达情感。由此，伊凡生出不满与反叛，即使考上了知名的一流大学，仍旧感到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大一那年参加白纸运动后，高中时期的精神困扰叠加影响，伊凡曾尝试自杀，最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俗称躁郁症)，也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症状。

“首先我对警车、公权力这种东西有很强的恐惧，还有我高中时候的一些东西。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有一次当时病房里面一个音乐治疗项目……有人点了一首歌，那个MV是一个高考应援的内容，我当场发作，到了意识不清的程度，就是有一点被trigger(触发)到。”

今年中国的高考报考人数下降，但竞争依旧激烈，青年学子在高度“内卷”的压力下成长。

还有一些伤痕来自跟父母的冲突，许多以“爱”为名的善意，变得像是与公权力站在一起，加重了孩子的无力感。白纸运动时，父亲的一句话让伊凡记到现在：“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这事是没有意义的?”

伊凡说：“如果所有的压迫都只是来自于你在对抗的那一方、都来自公权力的话，它反而是容易的，因为你清楚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可以把他们当敌人对待……但是如果这样的撕裂来自于你最亲近的人，或者你明知道跟你在一边的人，就很难说了。”

家与国、私领域与公领域，复杂的压迫经验交织重叠，这样的“政治抑郁”，源头更加难以分辨，有时连置身其中的人也未必说得清，道得明。

人文社科背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研究生雨欣遭遇过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带来的伤害，也曾因香港反送中运动而感到愤怒与悲伤。在她身上，抑郁自始至终都是政治的。

“意识到痛苦本身是政治的，这件事情确实跟我作为女性的经验，有很强烈的关系。”

慢慢地，雨欣发现“事情的逻辑都很像”，例如她曾因经营公益组织而遭政府施压与监控：“国安找我的时候，有时候会在宾馆见面，他真的会让我想起被性侵犯的经验。我在那一刻，真的是觉得事情都串起来了。”

雨欣观察，民族主义以及“家国一体”的意识形态宣传，导致许多中国人即使“政治抑郁”了，“都还是会说我对这片土地如何如何，我对这个国家又爱又恨”。如今她已经离开这块土地，还是分不清自己对中国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一个人应该站在哪里是对的，但你问我还有没有感情，我其实有感情的，但那个感情，说是‘救中国’吗……那个听起来，对我来说好像又有点‘爹味’了。”

“政治抑郁”在中国有解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大约有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因应抑郁患者增多，中国国家卫健委设立了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并把2025年至2027年订为“精神卫生服务年”。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如果抑郁源头一大部分正是政权与国家，要在中国国内寻求专业协助恐怕更加困难。仍在中国就学的Snusa盡管承受庞大的压力，但她说自己“不会敢”去寻求帮助，因为存在政治风险。

身在海外的雨欣也提及在中国求助的艰难：“如果你是在大学，你会敢跟你的辅导员或者是心理谘询师说‘我有政治抑郁’吗?我觉得他会先把它给上报……而一个精神病院如果同时收容那些‘被精神病’的上访的人，那你又怎么能够信任他可以相对保持某种中立、或者以人为本的态度，去面对你的困扰?”

她补充道，当前中国的精神科治疗和心理谘商，处理“政治抑郁”的能力极其有限，应对那些跟教育体系和父权体制压迫有关的创伤，很多时候也承接不住。这背后的原因涉及中国的心理相关学科仍然轻视人文，更偏重生物医学的理解方式。

这不代表专业人士一定没有帮助。雨欣从身边的人经验出发，认为各种解决困扰的方式都可以尝试看看，但可能需要放低期待并保持谨慎，“不要让吃药和谘商变成自己唯一的、仅有的选择，尽量让自己有更多的可选项”。

武汉居民小羊曾因失业的困扰而看过心理师，但她感觉帮助不大。意识到自己处于“政治抑郁”，她靠阅读获得力量，尤其是韩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在她看来，韩江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书写，核心提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暴力，但是又会有人坚定站在暴力的对立面?”

看到韩国人对抗威权的历史，缓解了小羊身为中国人的“政治抑郁”。她说，“大家其实都是受到暴力的人”。

小羊还会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墙外的社交媒体上。“(面对政治抑郁)很多人都说不要刷社交软件，我觉得对我来说没用，越不刷，我越会想，还不如找个地方让我把话都说完……别人偷不走我的记忆。”

“润”即解脱?

有些中国青年认为，离开中国、“润”到海外，才是政治抑郁的“终极解方”。

疫情之后，许多人选择前往日本。根据日本政府统计，2019年中期约有78万住在日本的中国籍人士，到去年底为止已达93万人。

日本学者阿古智子跟许多在日华人往来，也举办心理谘询、艺术疗愈的活动，与中国年轻人合作、交流。有些人的创伤确实可以用“政治抑郁”来形容，但阿古智子表示，她不希望一开始就以这个词来影响、框限他们的经验。

这样的想法跟“当事者研究”的概念有关，它来自北海道的精神健康服务机构“伯特利家屋”(浦河べてる之家)和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主张每个人的精神困扰应该由自己判断与命名，而非由权威来诊断这是不是“病”。

但阿古智子还观察到，中国青年抵达日本之后，还要面对新的问题。随著中日关系紧张，加上日本收紧移民政策，中国人申请签证的门槛变高，留在日本找工作、永久居留的可能性也降低。

“好不容易出来了，在创伤没有治愈的状态下，根本没有办法回国，所以他们现在就觉得很不安：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阿古智子说。

在另一个国家的留学生伊凡则发现自己的“过往无处安放”，尤其是那些根源于自小在中国成长与受压迫的经验与感受，新认识的异国朋友很难起共鸣。这带来了新的割裂感。

离开了中国，又是否还有立场或“资格”，对中国国内的社会议题与抗争事件发声?这是伊凡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重庆虐狗事件爆发之际，伊凡在朋友圈发文声援抗争，但后来反思：“对一块土地的‘责任’，也许应当是真正在场的人说的。我只能说我有这些心情和感受，因为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因为我朋友都在那，我不忍心看到那片土地上的好人受苦。我可以以这个心态去做一些事，去说一些话，但我不能说我有‘责任’。”

如今伊凡著眼的是现在身处的地方，希望自己能以“公民”的身份来爱这个社会，并且能够一直对社会保有改变的期望，而永远不会觉得这里“没救了”。

伊凡说自己一旦离开了中国，就不会再回头，并引述诗人北岛的话说：“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伊凡心中，异国他乡重建的精神世界，才是家乡故土，“原来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与我有著羁绊和情感连结的存在，但它是家乡吗?不太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