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建构欺骗世人的“中华民族”

首先，这部法律选在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创建纪念日──施行，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期同样是7月1日。 将重要法律与此一日期加以绑定，显示政权对其中所蕴含的原则极为重视。

那么，习近平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这一个概念当中，究竟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中华民族”一词，意指占人口九成以上的汉人（汉族，通常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人”，亦即使用汉字并讲华语）与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筑出一种彷佛是单一民族的共同体。 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今日中国所奉为正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这是由社会人类学者费孝通于1980年代所提出的），这大致包含以下几点：

1、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平原民族与山地民族──虽然时常争斗，但犹如家庭内部的争执一般，总体上仍在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下共享社会，并在文化上彼此交流。

2、因此，中华文明不仅是汉族的产物，也吸纳了各民族的智慧，成为共同财产。 历代王朝皆以大一统的形式治理多民族国家。

3、在前近代，虽仅有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并无“兄弟民族”的自觉。 但进入近代，面对列强压迫，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抵抗，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认知彼此命运相连、不可分离。

如今，在中共的引领下，人民皆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在享受发展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愈加强烈。 最终将超越西方国家，恢复《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力量真正引领世界的本来面貌》。

这一个过程，就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论理

那么，为何中共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共产党的引导呢？ 大致上，他们的说法是如下的：

1、在中共的带领之下，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出现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发展，曾经陷于贫困的中国人民，如今不仅满足了基本生存权，更能享受发展成果。

2、当前美国与西方正迅速衰落，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逐渐成为各自区域的“极”，彼此追求“双赢”的关系，构筑“多极化世界”，藉此来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与发展。

3、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将中华文明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以及最先进的科技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

4、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并使中国成为能与美国并肩，甚至超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5、因此，中国人民都应随着物质生活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中共中央=习近平的领导层抱持无限信仰并展现忠诚，作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原动力。

三、中华民族是近代日本的产物

但是，这样的主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并不相符。

首先，在万里长城以北，或四川盆地的南、西外侧，中华文明并未完全渗透。 草原与沙漠的内陆亚洲，长期以来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等世界宗教的兴盛之地，这些地方是与中华文明并立的。

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崛起，取代明朝来统治中华大地，并将藏传佛教徒与突厥裔穆斯林的世界纳入影响范围。 今日中国所谓核心利益的疆域，其形成的原动力，乃是乾隆帝以前的满洲人之实力与多元文化的包容能力，而非中华文明本身。

清朝在19世纪衰落，遭列强压迫，被迫进入近代外交。 此时，新兴的汉人精英群体以中华主义与近代主义为核心，试图将乾隆帝时期所控制的广大土地重新定义为“中国 China”，并将之加以重建。 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目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之后，他们认为日本富强的秘诀在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功地统一人心。

因此，在清末爆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当中，普遍出现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强制汉化那些不懂汉字、不熟儒学的人，就能创造出与日本民族并立的中华民族。 但是，这种做法自然引发激烈混乱：蒙古人依靠俄国，藏人依靠英国来追求自立; 新疆的突厥裔穆斯林则在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受西方传入的伊斯兰近代主义之影响，逐渐投身东突厥斯独立运动。

此外，香港因鸦片战争而成为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英式经济理性与法治为基础的独特社会，而被誉为“东方之珠”。 这一事实与中华民族所强调的反帝国主义论述是格格不入的。

台湾则在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尚未普及之前，因甲午战争失败而被割让给日本。 自此至1945年，台湾经历“台湾与日本内地”的关系; 1945年后，又从台湾与国民党带来的中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中，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台湾始终无法被接受的原因。

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要打破近现代史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将自日本战败以来离散的台湾完全纳入中共的掌控之下。

三、改革开放下的心灵错位

毛泽东时代，透过阶级斗争来掀起打击反动派、打击分裂主义者的风暴，以革命方式创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做法在经济与社会上都彻底失败，而将中国推入极端贫困的深渊。

7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亦即：在外国以及香港、台湾的协助下，恢复并提升生产力，藉此重新建立对中共与中华文明的信念与信任。 尤其是1989年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柏林围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南斯拉夫纷争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渗透，都让中国共产党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90年代后期开始的急速经济发展，同步伴随彻底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实际上是一场思想斗争，目的在于捍卫“中共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张。

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政策却产生了中共未曾预料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为了恢复并提升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推行民族学校的母语教育，以及振兴各民族文化的政策。 但这反而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随着经济发展，少数民族生活逐渐宽裕，而与其文化相连的周边国家往来增加，这一趋势更进一步加速。

另一方面，汉族群体则因独生子女政策与大学入学考试（高考）等制度中少数民族的优待而心生不满，认为“如今少数民族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受益者，但他们却不是向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靠拢，而是走向独立性”，汉族群体因此感到焦躁。 特别是在2001年美国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对保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感愈加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爆发了西藏独立运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则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中共对此的回应是：为了持续经济发展、追求富强，必须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以尊严为核心的运动》进行严厉镇压。 同时，2000年代全面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更被加强化，中共认为只要提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连结，自然就能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共享。

2012年习近平政权成立，于隔年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将少数民族地区定位为《通往欧洲与非洲的中国经济发展前线》，藉此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并加速与全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连结。

四、习近平时代的怒火

但是，习近平政权成立后不久，在2014年春天，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 自此，习近平政权将少数民族的一切离心行动定义为“三毒”（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并转向“严打=彻底镇压”的方针。

由此所出现的政策，便是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如同通过高温与强压将金属加以铸造一般，中共如今挥舞其压倒性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剑，企图从根本上矫正少数民族的精神。

在西藏等地，未成年学生被强制接受以华语为主的寄宿教育，儿童被切断与藏语生活环境的连结。 在新疆，自2017年起，政府以人工智能判断人们的思想是否属于“三毒”，并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犯，或将之强制送入收容所，将其排除、隔离于社会之外。 同时，以宗教中国化之名，所有宗教都被迫改写教义，使其成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清真寺被拆除或改建，宗教活动受限，伊斯兰信仰被强制“中国化”。 中国政府被指称在海外恐吓维吾尔活动人士，形成长臂管辖。

此外，自2020年起，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全面禁止，仅保留少数民族语言的读写（甚至往往连这样的读写也被剥夺）。 在南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反对示威亦遭镇压。 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民族被强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世界——简体字与北京话。 至2026年，蒙古语在教育与高考中逐渐被边缘化。 蒙古语内容在网络平台遭删除，蒙古文化被重新定位为“边境文化”。 此外，蒙汉通婚比例上升，蒙古语母语使用率下降至约六成。

同时，习近平政权透过大规模安排少数民族赴“内地”大城市就业，推进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以及大力发展观光业，企图以“如同石榴籽紧密相连”的方式，彻底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这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当然不仅限于少数民族，香港与台湾也包括在其中。

2019年香港因本土意识高涨而爆发大规模运动，中共予以镇压，并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纳入与广东、澳门一体化的“大湾区”构想”，企图让香港人也彻底接受“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自2020年起在香港推行国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校课程强调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言论、媒体与集会自由大幅收紧，异议人士遭逮捕或流亡。

在台湾，中共则以强烈压迫民进党当局、拉拢国民党并展开各种认知战的方式，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台湾的繁荣必须依附于中共所引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是历史的潮流。

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曲折历史，可以理解这部法律并非突然加上新的规制，而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习近平政治的总结，并以“法律执行”之名，进一步加强统制。

五、国际间日益加深的忧虑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严厉批评，称其为“以团结为名，实则进行同化与消灭的恶法”、“跨域的越境打压”（中央社，7月2日）。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也表示出强烈的警戒，认为此法“对台湾人课予强制统一的法律义务”（该委员会官方网站，7月2日）。

此外，世界各地持续抗议中共压制的少数民族、香港人士与民主化运动相关人士，无不严厉批判这部法律。 美国与欧盟（EU）的发言人及议会也表达强烈忧虑，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人权压迫上是进一步加剧，而且此法的域外适用可能为跨境打压提供法律依据，使其常态化（路透社，7月2日）。

在日本国内，6月30日包括“中国人权侵害究明与行动议员联盟”在内的四个跨党派议员联盟，也针对此法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此举将危及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甚至可能导致在日本的中国出身者遭受打压，民主国家绝对无法接受。 这问题在日本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如果这个法律的域外适用涉及在日本的取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

日本的历史虽然曾取舍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但从未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是始终以独立的角度观察其盛衰。 但是，这部法律却不允许“外部势力”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行自主解释，反而要求完全接受中共所提供的论述，并透过强迫的自我审查与对中国的忖摩，严重限制外国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良心自由。 这不仅危及日本的中国研究与中国报道传统，更是对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开放社会的根本挑战。

六、更恶劣的影响

这个法律其实有更恶劣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5条要求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面使用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不能再作为主要教学语言，这将使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等逐渐边缘化。 此外，官方要求在公共设施、地名、媒体中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削弱少数民族的独立文化表征。 和平的宗教活动（如学习《可兰经》）可能被视为破坏民族团结，导致拘捕或判刑。 该法律鼓励汉族移入少数民族地区，并推动混居，削弱民族自治的基础。 民族地区的发展被纳入全国计划，地方利益与国家意志深度绑定，失去自主性。

在政治与思想控制方面，少数民族干部被纳入体制，换取政治与经济红利，将削弱地方抵抗力量。 而官方将修改历史叙事，将民族冲突诠释为中华民族内部矛盾，消除独立历史主体性。 而该法律明文规定境外个人或组织若被认定破坏民族团结，亦可追究责任。 这可能使海外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及支持者遭受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