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识别对习近平的忠诚　意味着什么

但人们只是表面上服从。相反，作为维持中共政权体系运作的官员，不少人经历了从反习到反共的质变，甚至有中层官员参加一些秘密的反共圈子。

“贪官”也有反共大志

今年早前，中国某省一名副厅级官员唐华（在此只能使用化名）官宣落马。

前几年才润到海外的老友——一名文化商人，告诉笔者，唐华是他以前任职国企时的老板。中共当然是以贪腐的理由抓他，但相信真实的理由是政治问题。

老友感慨：“人是好人，也是明白人。很多年前跟我说过的话我还记得。他说，我们有生之年能见到共产党的倒台！想不到一个体制内官员能这么说吧。”

老友说，“我出国前还和他喝过一顿酒，我暗示过他小心身边有小人，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啥。”

一个落马官员，中共定义的“贪官”，曾自信满满地说“有生之年能见到共产党的倒台！”这确实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这让我想起，2022年，当时还在国内的老友曾告知笔者，他们有个圈子，都是不露面、尚安全的异议人士，以商人为主，也有个别中层官员，甚至还有警察，他们经济透过安全软体组群议事，一有机会就向中国民众做民主启蒙。

当中的官员，因为身份问题，主要是背后做事。比如尽量给反共的伙伴们提供一些内部资讯，有人出事，就在营救方面暗地提供帮助。

在反封控的“白纸运动”后，这群人中有些出走海外，包括老友也润（跑）了，在官场的当然没法出来。但也有人是不愿出来，希望继续等待机会。

当前正是中共当局最强调政治安全的时期，可谓风声鹤唳。对于有反共大志的官员，他们又能怎样混在官场中呢？能做到的确实不简单。

分清真假“贪官”

首先我们要分清真假“贪官”。

习近平上台已近十四年，早几年的所谓反腐，扳倒了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但一般的落马官员，较少政治罪名。而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后，当局更强调政治巡视，越来越多落马高官的罪名包括违反政治规矩、不忠诚，“妄议中央”，许多人被指控偷看、传播政治禁书。同时他们往往也有诸如搞权色交易、权钱交易等罪名。

那些被定性对习不忠诚的高官，并不是笔者定义的反共人士。因为所谓“妄议中央”可能只是对习不满而非看清中共本质。有些人偷看政治禁书，可能只是为了看清形势，以趋利避害。但这已经反映出中共的政权危机了。

我们需要分清的是，中共真正的贪官，基本上是道德败坏、贪财好色之徒，并且是参与迫害人权的官员，像周永康之流。但有些同样被加以贪腐罪名的官员，涉贪通常只是官方用来掩饰某些不可告人的理由，而非实质。

比如体制内的开明派——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他被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等四大罪名判刑18年，而外界公认他是因言获罪。

任志强早在2013年1月6日就在北京一个论坛发出了民主宣言：“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的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他虽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反共人士，但实质上已接近。

2020年2月，任志强写文章批评中共强化舆论管控加剧了疫情的蔓延，指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随后他被抓捕、判重刑。

中共专制制度本身造就贪腐，无官不贪，谁都可能沾染，习近平本人更甚。当局所谓的反腐败，一方面是为收缴财富，另一方面是搞政治整肃。官场潜藏的反共者，令以中共名义统治中国的习近平如芒在背。

“六四一代”成防范重点

中共对于干部选拔，一直有严格的政审制度，防范政治上不够忠诚者上位，担心他们在关键时间令政权倾覆。

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被党内保守派指责对大学生“态度不够强硬”。这一立场导致他在六四后仕途受到波及并停滞不长达十多年。李源潮后来虽然在中共十七大进入政治局，但在习近平正式掌权的中共十八大，从原已定局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被剔除，次年仅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一闲职，据传这当中有习近平从中作梗。

习近平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负面。他当时以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身份，下令阻止温州学生到福建串连，事后更要求公安深入清查。这不止是他为了向上表忠所为，也与他个人形成的极端顽固的维稳思维有关。

有知情人透露，习一直对“六四一代”的年轻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有顾忌，过去十年，在升迁方面，中组部对这道政审有所加严。

这应该也是习近平不设接班人的其中一个考量。因为“六四一代”对当局屠杀“六四”学生的真相是有记忆的，只是在高压下没表露出来。所以习宁愿在经过深度洗脑的下一代人（“80后”）中找人接班。但2022年爆发“白纸运动”，比“80后”更年轻的抗议者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令习崩溃。由此他不得不妥协，终止了制造人道灾难的封控防疫政策。

所以，这个所谓的“80后”接班计画，从中共的气数看，也只是梦幻泡影了。

“六四”事件确实在官场造就了不少反共（严格说暂时只是“思想反共”）的人士。

笔者20年多年前在大陆某县城机关工作时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受到一位中层领导干部伟明（化名）的暗中帮助，我称呼他为“大哥”。他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伟明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但也算是个贪官。当地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但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伟明经常在我面前骂共产党，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政治禁书，他也敢看。但他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政治环境所迫，暂放在一边。

出国多年，我和伟明没有任何联系。近日在写稿过程中在百度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现在是市里的副局长，应该也差不多到龄退休了。

“两面人”生存策略

众多“思想反共”人士能藏身中共官场，得益于中共多少年来打造的“两面人”传统——在残酷的专制政治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表面屈从，但内心积累不满，伺机反击。

毛泽东曾有个定义：“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这类人在当时常被定性为“反革命两面派”或暗藏的反对派。

邓小平当年仕途“三起三落”，他在写给毛的检讨书中，高呼文化大革命是“伟大壮举”，“保证永不翻案”。他就是毛泽东专制之下的“两面派”人物，不这样表现，他就难以安然渡过难关。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捉拿江青等“四人帮”，继承毛的地位。1976年10月，仍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写信称颂华国锋“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但邓复出掌实权后，逐步将华国锋挤走。

“两面人”是习近平近年经常狠批的问题人物。但在这里，笔者赋予“两面人”正面意涵——因为反对专制极权而采取的暂时隐忍、自保办法。

近年出逃海外的前甘肃省委统战部副书记马瑞林，就曾公开揭露，中国体制内多数官员对最高领导人仅是表面吹捧，内心极度反感。

马瑞林形象描绘了习近平害怕的“两面人”形象——“表面吹捧，内心极度反感”。包括马瑞林本人也算是习口中的“两面人”，他获得了反击的机会——在海外证实新疆集中营的存在，并揭露中共搞跨国镇压的内幕。

官场同僚告密最难防

应对“两面人”，中共当局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招，第一是靠定期检查；第二主要还是靠举报，这也是习近平一直鼓吹“敢于斗争”的原因。

比如，去年12月，广东东莞税务局官员徐沛泉被当局指控“长期阅看境外网站涉政信息”，被开除中共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并移送检察机关刑事起诉。其中“长期浏览境外网站”是主要罪名，附带有非法收受财物等问题。

据知徐沛泉在去年年3月被人举报，两月后被查。调查人员在其手机和电脑中发现浏览海外所谓“反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记录。

事实上，很多体制内公务员“翻墙”已习以为常，这反映体制内对现实的不满。近年来多名中共官员的落马通报涉及“浏览境外网站”或“翻墙访问境外平台”等，他们基本上是因为被举报而出事。

中共官场险恶。下属要取代上司的职位，最有效的是拿到其把柄向上举报。

窃听、偷拍在中共官场内斗中早已成为普遍现象。2012年《南方周末》刊登过一名专业拆窃听器的人士齐红的专访，齐红说他曾在一周之内就为官员客户拆除了40多个窃听器。

该报导还说，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在饭局上表示，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这位官员说：“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

但如果自己的身边同僚要收集黑料整你，还是防不胜防。像本文开头提到的副厅级官员唐华被查，据笔者老友认为，他应该就是被下属举报的。

中共末路狂奔：用AI测试忠诚度

中共当局显然也想过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两面人”问题。近年中组部可能已经在防范“两面人”上位方面动用了科技手段——运用人工智慧（AI）来做忠诚测试。

2022年，合肥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慧研究院就已宣称，他们成功将AI结合党建，借此来判断中共党员接受思政教育的程度和效果等。这套设备叫作“智慧思政吧”，设计问话可测试对习近平忠心不忠心，从受测者的心跳、出汗及面部情绪来判断其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用AI测试忠诚度，是中共科技极权的一部分，也是在迫害人权。因为绝大部分加入中共的人，即便不是思想反共，本来也不是因为真正信仰它而加入，用AI来识别忠诚，对人来说如同受刑。这种方式登场，也意味著中共人心失尽，无法掌控人心，步入晚共末期。

中国的政治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严酷。在这种环境催化下，将会有更多本来安于现状的官员，被迫变成“思想反共者”，他们都在伺机反击，一旦时机成熟，习近平和中共将被集体推翻。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