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伙计许家印的悲喜人生和黑色幽默

　　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中国民间现在有句话很有意思：私企是国家的，国企是私人的——赵家人的。当然，这是一句夸张的黑色幽默。但它真正讽刺的，并不是简单的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而是中共党国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产权悖论：名义上的所有者，往往不是真正的控制者；真正的控制者，却不用承担最终风险。

　　许家印的一生，恰好把这个悖论演绎到了极致。

　　许家印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成功的党国伙计

　　房地产是中国最依赖权力配置资源的行业之一。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主要金融资源掌握在国有银行体系手里，规划、审批、融资、预售、监管无不与公权力有关。所以许家印表面上是老板，实际上首先必须是一个懂政治、懂关系、懂政策的党国伙计。

　　伙计可以很富，却不是店铺真正的主人。这也是理解许家印命运最重要的钥匙。

　　现代公司的基本原则其实非常简单：谁享有权益，谁承担风险；谁拥有控制权，谁承担相应责任。

　　党国资本主义的奇特之处，恰恰在于这几者可以长期分离。民营企业名义上属于私人，但企业一旦做大，土地、信贷、市场准入乃至企业家的命运，都可能高度依附政治权力；国有企业则恰恰相反，名义上属于“全民”，普通人却不能决定董事长是谁，不能决定资产如何处置，也无法像真正股东一样分享、监督和处分自己的财产。

　　那么谁拥有实际控制权？党国官僚体系及围绕权力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借用鲁迅笔下那个著名称谓，不妨叫他们：赵家人。

　　所以中国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获得最大的制度性收益？谁又承担最后的损失？从这个角度看，党国资本主义真正的大股东和老板，从来不是普通人民，是赵家人。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真正的大股东通常既享有收益，也承担亏损，赵家人的“大股东”身份却更加优越：掌握土地，却不必为房地产泡沫承担个人责任；控制金融，却不必为坏账掏自己的腰包；决定政策，却很少为政策失败承担私人损失；享受繁荣带来的权力与资源，却可以把危机成本转移给整个社会。

　　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有限责任”，甚至比有限责任公司还有限。因为普通公司的股东至少要损失自己的资本，而权力资本主义中的真正控制者，许多时候损失的并不是自己的钱，损失的是银行的钱、地方财政的钱、购房人的钱、投资人的钱，最后则通过经济衰退、财政困难和公共成本向全社会扩散。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荒诞结构：权力高度集中，利益向上集中，风险却不断向下转移；赵家人享受股东权益，人民承担股东责任。

　　把恒大的崩塌简单归结为许家印的贪婪，非常容易，却解释不了真正的问题。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持续卖地，没有金融体系长期输血，没有房地产预售制度，没有土地财政，没有房价只涨不跌的政策与社会预期，一个许家印怎么可能制造出如此庞大的恒大？

　　恒大的资产负债表后面，站着的其实是一整套制度。地方政府需要土地财政和GDP；银行需要信贷扩张；开发商需要高周转、高杠杆；居民则被不断上涨的房价裹挟，掏空几代人的积蓄买房。所有人都进入同一个循环，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决定游戏规则，有些人利用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游戏规则。

　　许家印属于第二种，赵家人属于第一种，普通人属于第三种。这三种人的位置，决定了恒大崩塌之后谁最容易全身而退，谁最可能留下来埋单。

　　许家印曾有过许多政治表态。与其考据其中哪一句最能代表他，不如用一句黑色幽默概括他的政治经济学：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也都是党的。

　　这句话当然不是对恒大债务法律责任的描述，而是对一种制度运行逻辑的讽刺。

　　当然，在党国体制下，他说的既是应然也是实然，但还有一句实然没有说出来，只有欠债是人民的，纳税人的。

　　恒大辉煌的时候，许家印是首富。地方政府获得土地收入，银行扩大资产规模，房地产拉动GDP，各种利益主体分享盛宴；等到恒大倒塌，烂尾楼、坏账、供应商欠款、失业、地方财政困难以及整个房地产危机产生的经济后果，却向社会扩散。党国资本主义就出现了经典的一幕：繁荣时期，收益可以高度集中；危机来临，损失却可以高度社会化。

　　说得再直白一点：赚钱的时候，赵家人是大股东；赔钱的时候，人民成了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