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不能乱改，《牛来》可以“乱来”

舆论场上接着掀起郭德纲是否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争议。批郭者认为，“无规矩不成方圆”;支持者则担忧，“管得太紧，没有前途”。

有舆论则指出，尽管郭德纲未直接挨罚，但处罚主办方和演出场所实际上间接切断了郭德纲的演出后路，因为近期恐怕没有承办方再敢轻易接盘;事发后，郭德纲的多场商演也确实取消了。此外，《解放军报》旗下新媒体账号“钧正平”也发文定调，表明“抗战记忆不容戏谑，民族情感不容亵渎”。有观点认为，来自军队平台的表态，后续影响远超罚款本身。

另一方面，中国国产动画《牛来》却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8月5日上映时几乎无人问津，前10天票房仅7000多元，却因粗糙的三维建模、丑怪外形、荒诞剧情和网民吐槽而意外出圈。

社媒上的“群嘲”很快转化成“猎丑”观影潮，带动影院加场，票房在短时间内暴涨至数千万元。这个由一对非专业母子组成的“草台班子”，出品方前身还是一家装修公司，却意外杀入暑期档，成为今年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票房黑马。影片讲述一头初生的小牛犊，在梦境与现实交织中成长、最终直面生死并获得勇气的奇特故事。

两起事件交织引出的问题是：在中国，究竟什么不能改，什么又允许“乱来”?

郭德纲报上了馒头，临场却下了一锅粥，货不对办，确实违规。许多批评者也认同监管部门的定调，指郭德纲擅自变更演出内容违反管理条例，没有回旋余地。

然而，即兴现挂与现场互动向来是相声的精髓，也是灵光一闪的艺术创作。如果只允许“预制式”演出，演员每句话、每个包袱都必须按照事先报备的内容来，表演将失去重要的临场感。

如果说，郭德纲面对的是文化监管的硬性边界，电影《牛来》面对的则是划不清的“审美边界”。

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郭德纲改动的是承载特定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的抗战歌曲，这首曲子还曾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具有极强的政治与历史意涵。所以，即兴发挥并非绝对禁忌，但绝不能跨越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边界。

中国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7月24日在湖北武汉演出京剧《济公活佛》时，演唱改编过的抗战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互联网)

《牛来》正好是另一属性，它的“乱来”大致停留在市场对“丑”的容忍度上。“丑”本身无关政治或意识形态，美丑更不由监管部门定义。《牛来》能拿到公映许可证恰恰说明，审查把关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基础技术等方面的合规性，而不会因为一部电影粗糙、丑怪而剥夺它的上映资格。审查管的是“能不能放”，至于“好不好看”则交由市场定夺。

粗糙、丑怪、简陋，这些因素加起来都未必意味着电影失败，反而可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忍不住想看看：它究竟有多惨不忍睹?

只要有人愿意花钱看，《牛来》就有存在的理由;甚至越被嘲笑，越可能形成话题，反过来成就票房。《牛来》之后，说不定陆续还有《羊来》、《鸡来》登场挑战市场底线。

郭德纲的“现挂”和《牛来》的“乱来”同时在中国上演，结局大相径庭。郭德纲不能拿抗战歌曲“乱改”，《牛来》却可以把动画做得“乱七八糟”。前者在戏谑中触碰历史政治红线，后者挑战观众的眼睛与钱包。这两个案例反映出，在中国的文化市场里，有些乱不能试，有些“乱”却可能升华成奇迹。差别不在能不能“乱来”或怎么“乱来”，而是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