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来第三次大出海时代，但这次完全不同

　　先说清楚，什么叫“大出海”

　　有人会问：2001年入世以后，全世界的货架上都是中国货，那不是最大的出海吗？

　　不是，那叫出口。出口是货走人不走，东莞的老板坐在办公室里等订单，出去的只有集装箱。

　　出海的标准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组织在别人的土地上成规模地落了地，扎了根，变成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货物过境不算，人和组织留下来才算。

　　按这个标准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第一次，宋元明，货带着人走。第二次，清末民初，人自己走。第三次，也就是现在，厂带着人走。三次出海，三个词：商品、人口、产业。

　　光数次数还不够，得有一把尺子来量每一次出海到底出去了什么。我的尺子是两个字，生产和生活。

　　任何一次出海，出去的无非这两样东西，一头是造东西的本事，一头是过日子的方式。

　　拿这把尺子一量就会发现，前两次各只出去了一条线：第一次，生活方式走遍了印度洋，生产留在家里；第二次，劳动力被运到了全世界，生活却锁在唐人街。到了第三次，中国的生产体系和它撑起来的那套生活方式，才头一回一起出去，成规模地进入别国的日常。

　　所以三次都是大出海，但只有第三次是完整的。这是本文最想说的一件事。

　　02

　　第一次：生活出去了，生产留在家里

　　宋元的海上丝绸之路，说到底是一场商品大出海。出去的是丝绸、瓷器、铜钱，明代以后加上茶叶。

　　出去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波斯到东非，贵族的餐桌上摆的是中国瓷器，身上穿的是中国丝绸。一个欧洲人在十四世纪想显摆自己有钱，最好的办法是摆一件青花。中国人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幺喝茶，成了半个世界的时尚。

　　但生产没有出去。织丝的还在江南，烧瓷的还在景德镇。泉州、广州的海商跟着船出去，在马六甲、爪哇落了脚，形成最早的华商社群，

　　可他们是卖货的，不是造货的。生活方式走遍了印度洋，生产体系一步没离开中国。

　　这次出海还有个要命的问题：它是民间自发的，国家的态度却是防范。

　　宋代设市舶司抽税，还算是在管理；到了明清，海禁一次比一次严，出海就是犯法，海商和海盗只隔一线。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是另一回事，不能和商品出海混为一谈。国家的船队出去了七次，回来就把船烧了，图纸也毁了；民间的船出去了几百年，最后被禁令锁在港口里。留在海外的华商，成了没有祖国的人。

　　第一次大出海就这么断了。不是外敌打断的，是自己关上的门。

　　03

　　第二次：生产出去了，生活缩在唐人街

　　到了清末，货出不去了，人却大批出去了。

　　下南洋，赴金山。华工、猪仔、契约劳工，一船一船地被运往马来亚的锡矿、古巴的甘蔗园、美国的铁路工地。如果说第一次出海出去的是生活方式，那第二次出去的就是最赤裸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人是被穷逼出去的，有的干脆是被卖出去的。

　　生活方式也跟着人出去了，但只能缩在唐人街里。

　　华人把饮食、宗族、会馆、关帝庙带到了海外，可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是被隔离出来的中国，不是进入当地日常的中国。

　　旧金山的唐人街是给华人自己住的，也是白人不准华人住到别处的结果。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移民禁令，针对的就是这批人。

　　资本的方向甚至是反的。华工挣了钱一分一分往家寄，侨汇养活了闽粤两省的侨乡，开平的碉楼、厦门的骑楼，都是这么盖起来的。中国从这次出海得到的不是海外产业，是海外汇款。

　　第二次大出海留下了东南亚华人社会。华侨办的橡胶园、锡矿、米行、银行，后来成了当地经济的支柱，陈嘉庚、胡文虎这样的人物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但得说清楚，那是“华侨产业”，不是“中国产业”，主体是海外华人，不是中国企业。那是华人在海外白手起家的成就，不是中国生产体系的延伸。

　　第二次出海的姿态，是弱者的、被动的。人是被穷逼出去的，到了海外又是被排斥的。

　　04

　　第三次：生产和生活，第一次一起出去

　　再往后，就是我们熟悉的世界工厂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商品出海的极限，中国货卖到了地球上每一个有人的角落，卖到了天花板。然后天花板开始往下压：关税、原产地规则、反倾销、供应链去风险。与此同时，国内的产能已经多到自己打自己，卷到没有利润。

　　货出不去了，怎么办？把厂子搬过去，让货变成“当地制造”。这就是第三次大出海的逻辑：正因为货物出口走到了头，工厂才不得不跟着货出去。

　　时间线大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过一波海外抄底并购；2016年监管收紧，热潮退去；2019年贸易战开打，产业转移正式启动；2023年疫情放开，全面爆发。

　　有一段要专门说一下。2004到2016年，联想买IBM的PC业务，海尔买GE家电，TCL买汤姆逊，美的买库卡，那也是出海，但性质不同。那是“往回买”，买技术、买品牌、买资产，把好东西搬回国内，中国仍然是生产的中心。

　　2019年以后的出海是“往外放”，把产能整体迁出去，在别人的地盘上重建一套生产体系。方向完全反过来了。前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买东西，后者是中国产业走出去安家。

　　数据可以定个锚。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44亿美元，增长7.1%；海外并购436亿美元，回升了近四成；流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速远高于整体。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去向：过去中国海外并购的目的地是美国和欧洲，买的是技术和品牌；现在钱流向匈牙利、墨西哥、印尼、越南、摩洛哥，建的是工厂。

　　出去的是谁？比亚迪、宁德时代、隆基、晶科，是制造业；海尔、美的、海信，是老牌家电；Shein、Temu、TikTok，是数字平台；蜜雪冰城、泡泡玛特、名创优品，是消费品牌；米哈游、腾讯、网易，是游戏。从硬到软，从B端到C端，全线出海。

　　关键在于，这一次生产体系出去的时候，生活方式是一起出去的，而且两者互相咬合。

　　工厂出去了，工程师要吃饭，孩子要上学，婆姨要喝奶茶，于是川菜馆、补习班、奶茶店跟着开到德布勒森和蒙特雷。

　　这些店又需要中国的设备、食材和供应链，于是又拉动一批小企业出海。

　　反过来看，蜜雪冰城在雅加达开一千家店，靠的是中国的设备制造、冷链和数字化管理，是中国的生产体系在支撑一杯四块钱的柠檬水。TikTok改变了全球南方年轻人的娱乐方式，背后是中国的算法工程师和广州的供应链。

　　生产带动生活，生活反哺生产。前两次出海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这一次有了。

　　这里要多说几句，因为这一点被严重低估了。

　　这次出去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奶茶和火锅。过去十五年，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长出了一批全新的过日子的方法：出门不带钱包，三十分钟外卖送到楼下，短视频刷掉一个晚上，几分钟一集的短剧追到停不下来。

　　这些东西正在往外走，支付宝的扫码付进了几十个国家的商户，美团的Keeta在香港站稳之后一年之内进了中东四国和巴西，TikTok教会了全球年轻人用中国式的节奏打发时间，2025年中国出海短剧的海外下载量占了全球八成以上。

　　这是中国头一回不靠卖货，而是靠“过日子的方法”影响世界。

　　可是没有人把这些当生活方式来讲。我们自己叫它“互联网平台”“技术”“模式”，资本市场用流量模型给它算账，看日活、看GMV，流量一见顶估值就往下掉。同样是塑造生活方式，LVMH、星巴克、迪士尼拿到的是品牌溢价，中国企业拿到的是工具的估值。原因不在能力，在文化。

　　我们造得出新的生活，却讲不出来，也不会给它定价。

　　芯片被“卡脖子”大家都懂，这一层的缺失，我把它叫作“卡嗓子”：有一身本事，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替别人的生活方式代言。

　　第三次大出海的天花板，很可能就卡在这里：生产体系出去了，生活方式也出去了，但如果始终不会讲自己的故事，出去的就还是别人眼里的“便宜货”和“效率工具”，拿不到日本、韩国靠动漫、韩流拿到的那种溢价和话语权。

　　05

　　为什么说这次完全不同

　　把三次放在一起看，第三次的不同至少有四层。

　　出去的东西不同。前两次是货或者人，这次是工厂、资本、标准、供应链，加上吃穿用度、教育娱乐，一整套生产和生活。比亚迪去匈牙利，不是一家公司去，是电池厂、材料厂、设备厂、模具厂一起去，然后火锅店和学而思也去了。

　　日本当年的出海是“嵌入式”的，丰田去美国，把零部件商带上，融进当地供应链里；中国这次是“体系化”的，把整个集群平移过去，在当地重新长出一个小佛山、小常州，连生活配套一起长。

　　身份不同。前两次中国是边缘的、弱势的，海商是被朝廷防范的走私者，华工是被卖到海外的苦力。这一次，中国是被防范的强者，带着过剩的产能和领先的技术出去，东道国的态度是又要又怕：要就业、要投资、要技术，又怕本土产业被冲垮。这种处境，中国历史上没有过。

　　方向不同。前两次基本止于南洋和环印度洋，这一次是墨西哥、匈牙利、摩洛哥、巴西、印尼、沙特，中国人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成规模落地。

　　动力不同。第一次是市场自发、国家防范，第二次是穷困驱动、没有选择，第三次是国家鼓励、内卷推动、外部封锁三股力量叠在一起。主动和被动搅在一起，谁也说不清哪个是主因。

（示意图）

　　06

　　会不会有一个“海外中国”

　　说到产业出海，绕不开日本。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大举出海。三十多年下来，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从1992年的6%升到2021年的25.8%，汽车行业接近一半，海外销售收入相当于本土GDP的一半，对外净资产约3万亿美元，长期居世界第一。

　　日本的国民总收入常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靠的就是海外投资往回赚的钱。学界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日本在本土之外，再造了半个日本。

　　中国会不会也造出一个“海外中国”？

　　先看差距。中国的对外净资产总量和日本相当，但结构完全不同。中国的海外资产大头是外汇储备和债权，是借给别人的钱，收益很低；日本的海外资产是工厂、油田、品牌，是能下蛋的鸡。

　　结果是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益长期逆差，日本大幅顺差。中国现在做的事，是从“债权国”变成“投资国”。这个转型刚开始，“海外中国”还远没成型。

　　再看形态。日本出海时日元升值、技术领先、主要去美欧，而且处在美国的安全体系里，政治上被接纳。中国的条件正好相反：逆全球化、投资审查、去风险。

　　所以“海外中国”大概率是另一种样子：更分散，更多流向墨西哥、匈牙利这样的“第三地”；更多合资和技术授权，宁德时代给福特授权建厂，不控股、不露脸，但技术和标准是中国的。

　　它更像一张网，而不是一块版图。

　　还有一层，“海外日本”是个生产的概念，“海外中国”却是生产加生活的概念。日本在海外造了半个日本的产值，却没有造出半个日本的社会，丰田工厂旁边并没有长出一个日本城。中国不一样，工厂旁边长出的是一整片中国生活。这既是更深的扎根，也是更大的摩擦。

　　这片生活的主体，是一群新的人。第二次大出海留下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第三次大出海正在造出一种从没见过的海外华人：蒙特雷的中国工程师，德布勒森的外派家庭，北越工业区的中国管理层，湾区的码农，再加上这些年出去的中产。他们和老华侨完全是两种人。

　　老华侨是被穷逼出去的，新华侨是跟着工厂、资本和offer出去的；老华侨在唐人街里扎根几代，新华侨住在硅谷的学区房和布达佩斯的新公寓里；老华侨对祖国的感情是乡愁，新华侨要复杂得多，微信群里聊的是国内的房价和股市，孩子在美国上学，收入来自跨国公司，身份悬在半空。

　　有意思的是，他们把“卷”也带出去了。学而思2019年就开到了硅谷，专门服务湾区的华人家长，把奥数带进了加州。湾区的华人在卷藤校，多伦多的华人在卷补习，新加坡的华人在卷学区。

　　出了国并没有放下中国式的竞争，反倒把这套东西做成了海外的一门新生意。这说明新华侨不只是消费者，也在制造新的服务业：教培、月子中心、中式外卖、剧本杀、按摩、中医、跨境代购、华人自媒体，一整套在中国验证过的服务业模型正在海外复制，先服务华人，再溢出到当地人。

　　奶茶已经完成了这个溢出，火锅正在完成，学而思会不会是下一个，不好说。海外中国的生活这一半，就是这些人一点一点撑起来的。

　　这也改写了侨务的含义。过去的侨务是乡愁、侨汇和寻根，对象是老华侨。现在的对象是外派员工、创业者、码农和润出去的中产，他们是中国产业的海外触角，也是最容易被东道国猜忌的一群人。怎么和这些人打交道，怎么让他们既是海外中国的一部分，又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是一门全新的功课。

　　最后有个警示。日本国内有一种说法，叫“一个日本正在吃掉另一个日本”：海外的日本年年赚大钱，本土的日本工厂关门。

　　中国是被内卷推出去的，出去以后会不会反过来掏空国内的制造业？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必须提出来。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条：出海也得防止非理性出海，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16年前后那一轮海外买楼、买球队、买影院的热潮，2017年就被监管按住了，教训不远。这一轮出去的是产能，比买楼更实，但一哄而上的毛病未必改了。

　　07

　　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东道国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正面是就业、投资和供应链的再造。匈牙利靠中国电池厂成了欧洲的电池中心，一个农业为主的东欧国家，突然有了全欧洲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印尼靠中国的镍产业链，从矿石出口国变成了不锈钢和电池材料出口国，这是它喊了几十年的“资源下游化”，最后是中国企业帮它做成的。

　　在拉美和东南亚，中产阶级第一次买得起像样的电动车和智能手机，中国货把“体面生活”的门槛拉低了一大截。

　　负面是竞争和摩擦。欧洲汽车业的焦虑最典型：中国车企在匈牙利建厂，产品贴着“欧盟制造”的标签卖遍欧洲，德国的工厂怎么办？德国人花了一百年建起来的汽车帝国，可能被一个十年前还在造手机电池的对手动摇根基。

　　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债务可持续性这些争议会一直存在，而且不会只是西方在说，印尼的矿区、非洲的工地，本地人也在说。

　　中国企业习惯的“效率优先”，加班文化、中国式管理、说干就干的速度，和东道国要求的“本地化”，工会、休假、社区协商，会长期打架。这不是谁对谁错，是两套生产和生活的逻辑撞在了一起。

　　对全球格局来说，供应链正从“中国中心”变成“中国+N”。但在每一个N里，中国企业都嵌得很深。

　　所谓“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往往是中国企业在越南和墨西哥重建的供应链；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零部件，越来越多是中国工厂在蒙特雷生产的。去风险的结果，是中国的生产体系变得更分散，也更难被剔除。

　　全球南方成了中国投资的重心，中国企业在那里做的事，是当年日本和韩国在东南亚做过的，规模大十倍。新能源、光伏、通信领域，中国标准和西方标准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谁的充电接口、谁的电池规格、谁的通信协议成为全球默认，这场仗才刚开始。

　　对中国自己来说，“不出海就出局”已经是企业的共识。但出海不是企业一家的事。

　　政府的角色需要从“鼓励出海”转向“护航出海”：金融支持、法律服务、风险预警、领事保护，都得跟上。

　　一家小供应商跟着大厂去了匈牙利，遇到劳工纠纷、合规审查、地缘风险，靠自己是扛不住的。空心化的风险也得有人盯着，日本的教训摆在那里，海外的中国越强，本土的中国就越要想清楚自己留下什么。

　　08

　　三次出海，一条暗线

　　回头看，三次大出海输出的都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第一次是瓷器和丝绸，改变了从波斯到欧洲的餐桌和衣柜，但生产留在了家里。第二次是劳动力，生产出去了，生活却锁在唐人街。第三次，电动车、奶茶、短视频和补习班一起出去，生产和生活头一回合流，在别人的土地上长出了一片完整的中国。

　　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这个文明往外溢的冲动。

　　第一次大出海，被海禁掐断了。第二次大出海，以血泪告终。第三次大出海，结局还没写定。这一回，中国不缺造东西的本事，缺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讲给世界听的嗓子。

　　这一次，海外的中国人和中国的产业，会在世界上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