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局长密访莫斯科目的揭晓

关于雷克里夫此次秘访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和情报外交，学者何澄辉在自媒体《枭息报你知》的给予相当精辟的分析，不过，笔者更感到兴趣的是雷克里夫作为情报首长参与斡旋俄乌战争的角色，以及此举带出情报首长在“情报外交”的关键作用。

许多人对于情报首长的印象，都集中在指挥情报作战的一面，却忽略了情报首长在外交领域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在国际情报界中，情报单位始终被视为正规外交管道之外的备用沟通管道，当两国关系出现严重恶化，正规外交管道难以发挥作用时，情报单位就成为台面下的重要传话途径，例如美国中情局和俄国对外情报局、联邦安全局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始终维持对话管道，避免冲突失控。必要时，情报首长还会亲自秘密造访对方政治高层，不仅是前述中情局局长雷克里夫秘访莫斯科，还有1972年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到平壤密会金日成，为南朝鲜共同发表《南北共同声明》缓和紧张关系作铺垫，都是情报首长亲自主持情报外交的著名例子。

除了作为正规外交管道之外的备用沟通管道之外，情报单位也是无邦交、甚至关系敌对的两国进行台面下交涉解冻关系的“黑子”，如2000年代初期和日本外务省官员田中均交涉日本人绑架事件和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朝鲜的“X先生”朝鲜国安保卫部副部长柳京，以及时任中情局局长庞佩奥（Mike Pompeo）2018年3月秘密访问平壤会见金正恩，为川普和金正恩会面铺路。

而更常见的，则是情报首长出面和表面关系疏远的国家洽谈战略合作，比如说上个月NHK新闻纪录片披露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长大森义夫在1996年3月台海飞弹危机紧张时刻密访台湾和李登辉总统、国安局长殷宗文共商台日战略合作，以及《华尔街日报》披露摩萨德局长巴尼亚（David Barnea）在2026年美伊战争爆发后两次密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该国高层共同策划对抗伊朗攻击，这样的案例在国际情报界中并不少见。

美国中情局局长雷克里夫跟多位情报高层搭乘专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于8月25日出访莫斯科。（法新社）

台湾情报首长同样在情报外交有所发挥

前述提到的案例大多是国外情报界的例子，但是台湾同样也有著情报首长出面主持情报外交的例子。

如前国安局官员李天铎披露时任国安局局长王永树在蒋经国总统指示加强对沙特阿拉伯关系的“大理石专案”中著力甚多，王永树局长甚至到沙乌地首都利雅德和沙方要员交谊联欢，以促进双方关系。

而近期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资料揭露台湾国安局委托华府公关公司牵线让国安局局长蔡明彦与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执行者哈塞特（Kevin Hassett）会面，以推进台美关税交涉顺利进行。

前述例子证明，台湾情报首长在情报外交跟国外同行一样有著活跃的身影。

为何由中情局局长推动情报外交

回过头来看这次中情局局长秘访莫斯科并参与推动俄乌和谈，为何这次川普政府改由中情局局长，而非国务院，或者代表总统的外交特使来负责斡旋呢？

事实上，普京在外交谈判上的确会对同样为情报界出身的交涉对象另眼相看，如曾担任日本内阁情报官、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的北村滋在《外事警察秘录》记述他在国安局长任内访问莫斯科和普京会晤时，普京在会谈结束时突然说：“你是同行，对吧？”北村滋认为普京不是以总统的身分看待他，而是以一名情报专案官的角度打量同行。

前述的情况可以看出，普京对于具有情报背景的交涉对手，会有著“也是同行”的微妙感，更有可能认真看待对方的意见。川普政府可能是考量到在过往的交涉管道都出现瓶颈的情况下，由情报界人士出面和情报界出身的普京和“强力集团”（siloviki）交涉，能够打动普京。

情报外交有其局限

但是由情报界，特别是情报首长出面主持情报外交是有其局限，正如前述学者何澄辉所指出的，倘若交涉对象对于自身的战略利益有著难以改变的坚持态度，那么即使情报首长亲自出面和对方决策高层交涉，也不容易让谈判有著重大的突破进展，再者，情报外交只是牵线，后续的进展仍然仰赖双方决策高层的政治意志、外交管道交涉等诸多因素配合才能成事。

这次中情局局长亲自参与推动俄乌和谈，能不能打开僵局，为情报外交创下新的范例，时间将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