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问题的人，又率先被解决了？

　　果然，比起解决问题，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要简单得多。赵某标记的井盖平均沉陷达到4厘米，而根据当地“窨井盖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规定，超过1.5厘米就属于二级安全类隐患风险。

　　既然那些井盖早已达到了需要整改的标准，那赵某提出的问题又有什么错呢？

　　他错就错在，解决他这个刺头，比解决70多处井盖的沉陷，要简单太多。他错就错在，标记了一份从未被标记过的“账本”出来。

　　这账本每天挂在那里，有些人自然坐立难安。

　　本来嘛， 一个沉陷的井盖，只要没人标记，那它就是一个“尚未发现”的普通路面设施，不必进入维修流程。现在呢，它被赵某标记了，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已暴露”的管理缺陷，必须被“处理”。

　　除非，把标记擦掉，并且让其他人不敢再次标记。

　　这也是解决赵某这样的刺头，所具有的“连带好处”。即，杀鸡儆猴。下次当地再出现这种公共隐患的问题，市民就不敢多嘴多舌了，而只能默默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堪称一箭双雕之举，何乐而不为。

　　所以，赵某画的是圈，城管看到的是他的“罪证”；赵某想让人看见危险，城管想让人看见“谁在惹事”。一个用白漆标记地面的坑，一个用权力标记不听话的人。

　　当然，明面上城管局给出的是另外的理由，赵某擅自涂改，影响市容市貌。

　　这是个极其讽刺的理由，尤其对比上赵某的本意。

　　赵某眼里，和我们大部分其他普通人一样，白圈，是一种表达“危险”的公共警示。它的意义的大与小，完全依附于井盖这个东西本身的物理状态。

　　可城管局呢，他们眼中能看到的，会在意的，所关注的，仅仅只是谁画的？在哪画的？以及有没有审批。

　　一种微妙的感觉，他们真正要处理掉的，是一个普通人对危险的“解释权”，而不是赵某画的那个圈本身。这意味着，在公共空间里，只有官方授权的意义，才允许存在。普通人自己自发生产的、判断的、理解出来的“意义”，毫无意义。尽管它指向了真实的、需要处理的风险。

　　所以，让赵某去把他画的白圈擦掉也是有必要的，这是一种权力的宣示，用赵某的服从性表演来体现出来。

　　让别人看看，“你多管闲事的样子，很难看。”

　　没有吵没有闹的赵先生，拿着工具，顶着太阳，一点点擦掉井盖上的白圈，这简直是令人窒息的画面。稍微有人性点，你还不如罚个他两百块钱给他一个痛快。他在街道上这种持续性擦圈，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同时，每一分钟，都是在给路人刷新警告。因为每一个路过时看到赵先生蹲在地上擦圈的人，都会在内心中感到悲哀的同时，放弃下一次的“多管闲事”。

　　换句话说，你让赵某蹲在路边上擦掉白漆，实际上他不止是在擦掉白漆，他还擦掉了自己以及其他市民，作为普通人对这座城市仅剩的那一点“多管闲事”的勇气。

　　突然想起奥威尔在《1984》里的那句话，普遍欺骗的时代，说出真相是一种……额，我还是用自己的话来说吧：当一个人因为指出问题而受罚时，那么最荒诞的画面已经提前出现：问题本身，反而被赦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