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未来抛弃的法国年轻人，为何主动求战？

如果问这一代青年普遍的精神症候是什么，躺平、倦怠、无意义等概念一定榜上有名。这些消极的感受像蛛网一样粘住了当下的青年，使他们悬浮在凝固的社会气氛中，动弹不得。

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十分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终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形态。

要完整的理解青年人对社会的前瞻意义，不妨看看百年前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的欧洲青年怀抱着对战争与荣耀的渴求，希冀通过对国家的效忠实现自我的升华。这股弥漫于青年之中的不被遏制的观念成为滋养战争的土壤，催生了“一战”——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血腥的现代战争——的爆发。

罗伯特·沃尔所著《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通过对大量历史文本的串联和分析，全景式展现了一战前后欧洲各国青年的心灵活动。一开始，这些青年们对战争抱有激昂、热血、幼稚的期待，当他们如愿卷入战争，在马克沁机枪的扫射与坦克的碾压下，终于明白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残缺、失落、迷惘的一代。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可以归纳为如下的问题：在如今这个平缓、稳固的社会结构中，被疲倦和虚无填满的新一代青年，会将我们的生活导向何方？

《守望者》

憧憬战争的一代

1914年一代——闭上眼睛，你的脑海会出现许多图像:学生成群结队地奔赴战场，步枪上插着鲜花，嘴里哼着爱国歌曲，他们太年轻也太天真，毫不怀疑前方有什么血腥的死亡之旅在等待他们。

战壕里的士兵，他们扭曲的笑容和逃避的眼神显示出他们与死亡离得有多近；20世纪20年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嘴角叼着香烟，直视的目光和桀骜的脸庞写满了反叛与绝望；人海中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为他们声称引导的那场运动的阶下囚；嘴唇紧闭、姿势僵硬，对人对己均冷酷无情的法西斯主义者；愤怒的反战分子；对战壕的壮观念念不忘的退伍军人；还没结婚便已成为寡妇的韶华已逝的女子；“为了一只牙齿已经掉光的老狗，为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文明”而被架上刀俎，惨遭毁灭的迷惘的一代。

理解1914年一代的关键，是承认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很不一样。1914年一代的历史也许可以出其不意地阐明大战的起源及其对参战者的影响。

“1914年一代”最初的痕迹，没有什么地方比法国更清楚的了，因为就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那里出现了一股疾风骤雨式的对新一代青年“奇迹”的调查。《当代青年》的作者用了一个古典的笔名——“阿伽同” ，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战争中表现英勇”——掩盖了两名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 

马西斯和德·塔尔德首先把当代青年和1885年一代做对比。他们说，1885年那代人悲观，自我怀疑，道德上软弱无力，过于理智和内省，把相对主义奉为圭臬，无法积极行动，没有信仰，满脑子都是颓废的思想，甘愿接受失败和国家的衰落。

但是，1912年的这代年轻人已经“驱逐了自我怀疑”，他们已经准备好，甚至热切地希望献上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么做能使国家复兴并摆脱德国人的钳制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爱国者。

“这种希望法国继续存在的强烈愿望有力地提醒着青年精英应该回归现实。几个时期过去，青年人已经开始审视自己的良知，并开始偷偷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爱国的必要性，为此他们已经暗中准备接受道德、知识、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平行真理。”

《西线无战事》

阿伽同调查报告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接受对德战争的必要性，以及武器对杰出青年的巨大吸引力。马西斯和德·塔尔德说，战争已经不再意味着恐惧或者痛苦；人们在“暗暗期待”它的发生。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们引用了一名夸夸其谈的学生所说的话，那名学生在附上了自己的研究证据之后说:“只有通过军营生活和炮火的考验，我们体内蕴藏的法国人力量才能膨胀至最大。”

马西斯在1914年9月的某个星期日写道:“很少有一代人和他们一样，以这种克己和谦卑的感觉开始自己人生;这正是我们中的一人曾经说过的那句话的确切含义:'我们是被献祭的一代。'” 

马西斯接着说道，如果读者在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丝后悔或者自怜的含义，那将大错特错。说1912年这代人是被献祭的一代，意思是说他们从一开始便欣然接受了这种命中注定的牺牲: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学识和意志为一件大事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自己将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但是他们的国家将获得新生。

打仗是为了自我实现

战争意味着一个自我实现的时刻。

我们从1928年菲利普·维特科普出版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出，战争的头两年这种观点在德国的学生志愿兵中非常普遍。

许多德国青年毫不关心国家的目标，对德国领土的扩张也一点不感兴趣，他相信，通过展示与敌人相比的道德优势，战争给个人提供了一个为国家的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个体的“我”必须奉献 给“汝”的更高理想。他们之所以愿意牺牲自己，那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战争、杀戮和牺牲，可以有力地促进自己国家道德水平的提升和人类的进步。

正如一名年轻的志愿兵所说的：“我们在为自己的民族打仗，我们溅洒自己的鲜血，只希望那些活下来的人值得我们如此牺牲。对我来说，这是一场为了理想的斗争，我们的理想是一个没有丑陋和虚伪，纯洁、真实而高尚的德国。我们怀着这样的希望去打仗，即使打输了，可能也好过战胜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场表面的胜利，内里的灵魂丝毫没有被触动。”

《他们已不再变老》

恩斯特·云格尔是这些人的先驱，也是他们价值观的最佳代表，他是一名异常英勇的战士，也是一名有着超群想象力的作家，战后几年，他将自己的战争经历和德国新浪漫主义思想糅成了一部高度个人化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他相信生命是一场冒险，大多数人所说的现实是一道屏障，只有穿过这道屏障，才能解开万物的秘密。云格尔将会永远记住1914年8月这个神圣时刻。他觉得一直在压迫自己的那堵资本主义厚墙突然倒塌了，平常让位给了非常，整个民族都沉浸在为伟大理想而战的骑士幻想中。“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他后来伤感地写道，“......都知道生命的意义。”

战争没有荣耀，只有墓碑

让我们把视角转向英国。那些年轻的英国军官到前线后发现了什么?

没错，他们发现那里是人间地狱。那些刚踏出中学和大学校门的军官，忍受着战壕的封锁、不间断的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连续几夜没睡好觉造成的疲倦不堪、肮脏的生活环境、虱子不停息的叮咬、尸体腐烂发出的恶臭、因大啖死人肉而变得臃肿不堪的匆匆跑过的老鼠和刻板无聊的战壕生活。

不过，他们全都受过文学熏陶，知道如何把令人不快的平凡现实变成高尚的情感和语言。熟读《牛津英语诗歌选》的他们，来到法国时，脑子里已经有一大堆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经历的现成的形象和比喻。死亡是跨越一道横杠，是一个吻，或一个拥抱。

它意味着从人生的梦幻中苏醒过来。他们从贺拉斯那里知道，为自己的祖国献身是可爱的，他们从荷马那里知道，战场是一个人展示美德和价值的地方。而无论实际的风景如何，那里都应该是充满了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

《战马》

恐惧是一件如此丢脸的事，因此只能用唬人的幽默来将其掩盖，而痛苦即使被提及，也总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前线是如此丑陋，死亡鲜少崇高，身体机能——性和其他——无法隐藏，因此这些成了士兵们交流时的主要话题，恐惧和对抗恐惧成了前线所有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这些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发现，无法用简单直接的语言描绘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他们不想这么做。即使是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也迅速变成了“文学”，并在转变的过程中经过扭曲和美化，成了家乡人可以接受的东西。

这些年轻人的家长、老师和统治者则愉快而热情地配合着对事实的曲解和对大屠杀的美化。他们这么做很正常，可能也难以避免。对前线一无所知的他们，以一种给这些残忍时刻戴上美丽光环的方式，想象着自己儿子和学生的死亡。他们喜欢这么想，战死沙场，是那些短暂而辉煌的生命最灿烂的顶点。他们说(他们也这么认为)，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这些被迫留在后方并向死者致敬的人，命运则非常悲惨。

直到1916——1917年冬，有关战争和正在流血牺牲的那代人的新形象才开始出现，即使到了这时，它也只是小圈子中一个有争议的形象，而遭到英国当局和绝大多数民众的愤怒拒绝。 

这个新形象诞生在西线战壕中那些更为敏感的军官和士兵中间，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和敌人根本就是同病相怜，而对于这场战争的目的，他们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916 年夏天和秋天为了突破德军防线而打的那场索姆河战役，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看法，糟糕的作战计划，使超过40万的英国士兵白白丧生。大规模的无谓牺牲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幸存者的心上，永远无法抹去。

《1917》

身高不足且对打仗缺乏热情的新兵取代了那些阵亡的志愿兵，军中开始推广新式武器，关于战争勇武一面的最后一丝幻想开始破灭。战壕中的士兵觉得自己上当受骗，被人抛弃和出卖了。法国再也不是一个追寻荣耀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人赶去赴死并消失在大型无名墓地的地方。

战争一代的迷惘

1914年8月，与马西斯年龄相仿的人响应爱国的号召，冒着生命危险走上战场。他们中有许多人战死疆场。但是那些活着回来的人，都把战场上获得的勋章骄傲地别在衣服上。

不久他们便开始抱怨，他们的女人和工作都被那些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逃兵或者是无耻的青少年给抢走了，那些青少年因为年纪太小而没有参军，却趁他们不在顶替了他们的位置。“向死者脱帽致敬”是20世纪20年代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号。抛开辞令不谈，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把生还者的位置和权力给他们，这是对他们战场上艰苦付出应有的补偿。

“战争一代”的第二群人由年轻的学者组成，他们大部分生于19世纪90年代，这场战争在他们眼里，不是一次已经准备好的舍生取义，而是他们正迈向成年时，一个突然打在头上的霹雳，或者是一场天崩地裂般的地震。

《西线无战事》

他们悲叹自己逝去的青春，抱怨日常生活的平庸和没有可以要求归还的职位，因为战争爆发时他们尚未开始工作。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经历过1914年8月的高歌猛进；他们是在凡尔登战役之后才来到前线的，当时的红裤子已经换成了蓝灰色，爱国口号成了讥笑或唾弃的对象，进攻是可怕的，除了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外，唯一受到珍视的，就是那种屠宰场中的同志情谊了，因为所有人都可能会死，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他们痛恨自己的领导，那抱怨的语气常常令听者以为他们就要起来造反，其实他们只是有些愤愤不平；他们把这个世界分为参战国和非参战国，而不是各个不同的国家；他们梦想着攻击那些靠吸食他们的血而活下来的肥胖市民；他们谁也不信，除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同志(大部分已经死了)和战争带给他们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刻见解。

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语言、艺术和制度的信任，他们经常威胁要烧毁全部桥梁，摧毁文化，并把社会炸到天上去。虚无主义是他们最自然的态度，而不是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