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曝清洗潮 习“自我革命”陷危机

根据华盛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分析，缺席官员中，有人已遭开除党籍或接受调查，也有人长期未公开露面。中央委员会出席人数如此大幅萎缩，加上党政军高层接连落马，凸显习近平掌权十多年后，中共权力核心仍深陷持续清洗与人事动荡，官方宣称的政治团结与领导稳定也因此受到质疑。

五中全会正式确认此前对33名官员作出的开除党籍处分，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多名高阶将领。自2022年以来，原有2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已有3人落马，整肃规模为1980年代以来罕见。

军方高层的清洗尤其猛烈。2022年组成的七人中央军委，已有五名成员遭整肃，目前仅剩军委主席习近平与副主席张升民。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2022年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如今仅约五分之一仍留任。从中央军委到军方中央委员，中共军方高层接连遭到大规模清洗，凸显习近平多年来强调的政治忠诚与整军反腐，仍未能阻止军中权力核心持续动荡。

此次全会还增选曾主管军队纪律检查工作的张升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32年来中共首次在一届任期内增选政治局委员。习近平多年来持续整军反腐，并将政治忠诚置于军队建设的核心，但如今连其任内组成的中央军委都几近全面洗牌，不仅凸显高压整肃未能终结军中权力动荡，也使中共军队指挥体系的稳定性、军事决策能力及高层互信受到更严峻的检视。

“自我革命”成习近平巩权工具

五中全会强调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化反腐败斗争、严明党内纪律，并维护中共中央权威。中共官方将持续整肃高层包装为“自我革命”的成果，宣称借由不断清除党内问题，维持组织的凝聚力与统治能力。

新华社更以“刀刃向内”形容中共整顿自身的决心，宣称此举有助于克服党内领导弱化、纪律松弛等问题。然而，习近平掌权十多年来，反腐运动从未间断，党政军高层却依然接连落马，甚至包括他亲自提拔、委以重任的核心官员。这不仅使官方宣扬的反腐成效受到质疑，也暴露高度集权体制下的用人与监督困境。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乔纳森．辛（Jonathan Czin）指出，持续清洗并非习近平统治模式中的偶发现象，而是其权力运作的重要特征。他认为，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与政治忠诚，并试图将持续检讨、整肃官员的机制，转化为中共长期运作的制度安排。

在这套治理模式下，反腐已不只是查处个别官员的贪腐问题，更与政治忠诚、政策服从及党内权力控制紧密交织。当官员的政治命运愈来愈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所谓“自我革命”也可能成为维持个人集权、反复整肃官僚体系的政治工具。

反腐逾十年 80万案件揭治理困境

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2026年前九个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约80万件，处分约68万人，其中受到党纪处分的有50.5万人，另有105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受到处分。习近平掌权十多年来，持续以高压手段推动反腐，但官方公布的庞大查处规模，也凸显中共官僚体系的纪律与腐败问题仍未获根本解决。

就在五中全会召开前一周，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夏林茂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从地方高官到中央权力核心，接连不断的调查与整肃，使中共多年宣扬的反腐成果面临更严峻的检验。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Shih）指出，中国官员因腐败与渎职问题遭查处的情况一波接著一波，反映根除腐败的困难。即使持续进行大规模整肃，官僚体系仍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中共反腐主要依赖党内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同样处于中共领导之下。在缺乏独立政治监督与有效外部制衡的体制中，反腐既是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的手段，也可能成为调整权力结构、强化政治控制的工具。

因此，衡量反腐成效不能只看立案与处分人数，更应检视腐败是否真正减少、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约束，以及官员是否必须对公众负责。当高压反腐持续十多年，庞大的查处数字仍不断出现，中共治理模式的制度性缺陷也愈发值得追问。

专家：习近平能清洗官员 难重建信任

习近平推行的“自我革命”，与毛泽东时代的“不断革命”虽然都强调持续斗争，但在政治动员与权力运作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毛泽东曾透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冲击既有政治秩序，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共官僚体系陷入瘫痪，并对中国社会造成深重灾难。

乔纳森．辛指出，习近平则倾向维持既定政策方向，同时透过纪律调查、人事撤换及持续清洗，不断整肃党政体系。换言之，政策路线可以维持不变，但负责执行政策的官员，即使曾获习近平信任，也可能随时遭到撤换。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整肃不断深入习近平亲自提拔的核心人马，清洗便不再只是针对被认定违纪的官员，也可能逐渐侵蚀最高领导人与其权力班底之间的互信。

乔纳森．辛提出一个尖锐的疑问：如果习近平连自己核心圈内的人都无法信任，未来又如何信任新提拔的五、六十岁官员？他认为，习近平可以不断撤换官员，却无法轻易重建政治信任。

这也暴露习近平高度集权模式的内在矛盾：持续清洗或许能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控制权，却也可能使官员人人自危，愈发倾向揣摩上意、回避风险，而非主动解决问题。当政治忠诚成为衡量官员的首要标准，权力愈集中，官僚体系反而可能愈缺乏信任与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

2027年党代会 习近平面临人事困局

中共二十一大预计于2027年下半年召开，届时将进行新一轮高层人事调整。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将寻求继续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至今仍未出现明确的接班人选，未来权力交接安排充满不确定性。

在大批党政军高官接连遭到整肃后，习近平不仅面临填补领导层空缺、提拔新一代干部的难题，更必须面对一个深层矛盾：当连自己亲自挑选、委以重任的核心官员都接连落马，未来又如何建立一支既能获得信任、又具备实际治理能力的领导班底？

中共官方将五中全会宣扬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会议，但从中央委员会出席率创新低、大批高官遭开除党籍，到中央军委高层几近全面洗牌，呈现的却是习近平掌权十多年后，中共权力核心仍持续经历剧烈动荡。

持续清洗或许有助于习近平进一步集中权力，却无法保证腐败问题得到根治，也难以消除官员因政治风险而产生的消极避责，以及高层之间日益加深的猜疑。当政治忠诚凌驾于制度监督与治理能力之上，频繁撤换官员甚至可能进一步削弱官僚体系的稳定性与政策执行能力。

因此，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习近平是否继续掌权，或还有多少高官将被清洗，而是他能否在不断整肃亲信、强化个人集权的同时，维持一个有效运作的领导体系。当最高领导人连自己提拔的官员都难以信任，持续清洗究竟是在巩固权力，还是在侵蚀支撑其统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