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明显被削弱 习近平怎么办

原因在于，习近平和川普都高度重视元首个人外交。今年5月川普访华、9月习近平访美，两人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确定了“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习近平还提出，要推动两国关系朝著“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发展。川普也反复强调他与习近平的良好个人关系，相信在两人的领导下，中美关系能够取得成功。

这种对元首外交的共同重视，并非偶然。习近平和川普虽然政治背景、执政理念不同，却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都相信强势领导人能够在国家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北京在外交上喜欢突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川普则不太信任传统外交官僚体系，更喜欢通过领导人直接谈判达成交易。在两人看来，只要最高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许多复杂的国家关系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但两人有一个根本区别。习近平能够凭借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将个人外交意志转化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川普虽然在美国总统中具有格外鲜明的个人决策风格，却不能完全绕开国会、司法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制约。两人都希望以个人外交引领国家关系，但他们的个人权力在各自政治制度中的位置，并不相同。

这一差异原本就存在，只是在共和党同时掌握白宫和国会时，没有充分显现。川普重新执政后，在共和党内拥有很高权威，国会对其施政也较少形成实质性抵制。习近平有理由认为，只要与川普建立稳定的个人关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美国对华政策，甚至通过领导人交易，调整美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立场。

中期选举改变了这一政治条件。民主党控制国会之后，川普仍然掌握外交权，但他与习近平达成的重大协定，将面对更多来自国会的监督和挑战。尤其在台湾与先进科技问题上，民主党未必比共和党温和。如果川普试图在这些领域向北京作出重大让步，民主党完全可以通过听证、调查、预算和立法手段加以阻挠，并将其变成攻击共和党的政治议题。

对川普来说，真正棘手的还不只是民主党，而是共和党自身的政治利益。他本人不需要再参加总统选举，但共和党还要争取2028年保住白宫和重新控制国会。如果川普与习近平的交易被民主党指责为牺牲台湾安全、损害美国科技优势，共和党候选人就会陷入困境。支持川普，可能承受对华软弱的批评；反对川普，又可能失去MAGA选民的支持。川普即使不在意民主党的指责，也不能完全不顾共和党的选举行情和自己的政治遗产。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川普失去国会多数后，可能更需要通过外交成就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因而更加希望与习近平达成重大协议。但他越需要向美国公众证明自己的成功，就越不能让协议显得是向中国让步。政治地位的削弱增加了他达成交易的动机，却同时限制了他能够提供的交易条件。

习近平应该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未必因此降低对川普个人关系的重视，反而可能更加珍惜这条直接沟通管道。相较于民主党政治人物，川普毕竟更愿意从交易角度看待美中关系，也更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调整某些具体政策。对北京而言，未来两年川普仍然是值得打交道的美国总统。但重视川普与信任川普能够兑现承诺，已是两回事。

习近平不会改变对川普的基本判断，但会重新评估川普在未来两年推动中美关系的能力。（法新社）

这也会影响习近平对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看法。在北京看来，新定位不仅意味著中美关系结束此前激烈的贸易对抗，更意味著美国开始接受中国作为平等战略大国的地位，并愿意将两国竞争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尊重”与“战略稳定”，北京显然希望它们能够落实到台湾和科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然而，川普接受这一外交表述，并不意味著美国整个政治体系都接受了北京对它的解释。美方强调的战略稳定，更多包含管控冲突、维护美国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不意味著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全部主张，更不意味著放弃先进科技限制。

因此，美中关系新定位可能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政治框架存在，但它在北京原本期待的意义上，正面临被削弱的风险。中国外交部11月4日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回应，颇能说明北京的政策取向。发言人没有评价川普的政治失败，而是强调中方愿继续同美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不会因为美国一次中期选举，就否定自己今年投入大量外交资源争取的成果。相反，他有理由更加坚持这个定位，以此要求美国遵守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但我认为，北京在外交辞令上越是强调新定位，在实际政策上就可能越加谨慎。这也涉及习近平如何看待美国政治的另一个角度。

川普2024年重新当选时，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美国政治似乎进入了一个由川普主义主导的新时代。然而仅仅两年之后，民主党就重新掌握国会，川普受到明显制约。这种变化可能强化习近平对美国政治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认识。一个总统可以在两年内从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转为弱势地位，与他建立的个人关系又如何保证一项长期战略能够得到贯彻？

不过，习近平如果由此认为美国政治陷入混乱，中国就获得了更大战略机会，恐怕也会面临误判。美国政治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特点：两党在国内政治和总统权力问题上激烈争斗，但在对华战略竞争上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川普个人的政治地位变弱，并不意味著美国国家力量随之变弱，更不意味著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会因此减弱。从这个角度说，中期选举既暴露了美国政治的不稳定性，也显示了美国制度对总统个人权力的约束能力。

这对一个重视长期战略规划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应该具有重要的启示。习近平希望通过元首外交，为中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科技自主发展以及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即将到来的背景下。但如果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方向不能仅靠领导人关系改变，那么中国就不能把自身的战略安排建立在川普个人能够持续稳定两国关系的假设上。

我倾向认为，未来两年，北京会逐步调整对美外交的重心：继续维持习近平与川普之间的个人关系，争取落实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避免贸易和安全领域重新爆发严重冲突；与此同时，不再对通过元首外交实现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转向抱有过高期待，而是加快在经济、先进科技、军事能力和供应链安全等方面的准备，降低中国在长期战略竞争中对美国政策变化的脆弱性。

这种调整并不意味著习近平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恰恰相反，正因为北京意识到未来竞争更加持久，才更需要避免在条件尚不成熟时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为中国自身发展争取时间，仍然是合理的战略选择。

习近平与川普今年建立的新定位因此不会轻易被放弃。北京仍然需要它，川普也需要它。但双方对新定位的期待可能进一步分化。习近平希望它为中国争取长期战略稳定，川普则更可能把它作为剩馀任期内维持美中关系、取得外交成果的工具。

对习近平来说，这次中期选举带来的一个现实，或许就是：可以与川普建立个人信任，却不能把中美关系的未来寄托在川普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