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分赢下保研，第二天就被室友举报了

刘恒来自辽宁，大四在读，刚以年级断层第一的成绩保研上岸。他高考完，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也是在那时，他刷到过不少大学舍友互相举报的短视频，吐槽一句军训太累，花钱大手大脚，或发个过圣诞节的朋友圈，都可能被截图做文章。

刘恒知道，一旦被举报，留下污点，可能会影响保研。他决定，从迈入大学校门起，就对别人设起一道防线。

三年多来，刘恒独来独往，上课、吃饭、自习都是一个人，团队竞赛也是一个人报名。回到宿舍，他拉上床帘，在隔绝的床上学习、娱乐、休息。偶尔室友聊天，他都是笑笑不说话，也不跟室友去聚餐。

同学们讨论热点新闻时，刘恒从不接茬，尤其是人多的时候——他怕“祸从口出”，“现在大家维权意识都比较强，录音也很方便，耳机、手表、手机都能录音。”他仅有的两三个好友，要么是不同届的，要么是其他学院的，“没有利益冲突”。

在线上，他也活成了另一个形象。碰到重大节日，他的朋友圈就准时更新：“过年好啊”“国庆快乐”“中秋团圆”。他说，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人设，但互相都不戳破。有同学比他更极致，转发人民日报链接、与专业毫不沾边的行业峰会，就像上班打卡一样。看到大部分同学都在转发，刘恒感觉不发不合群，他也发。

在我们电话交流时，刘恒也很少脱口而出。他的语速缓慢，似乎每一个词都经过掂量，回答也尽可能模糊。他常用“敏感话题”指代他不能直说的内容，在我的追问下，他才提到，吐槽学校、老师或大机构，比如“某个企业”，都算敏感话题。他觉得像“胖猫事件”这样的新闻就很敏感，因为涉及“男女对立”。

在刘恒看来，大学生的私生活也要足够干净。另一位刚保研上岸的学生告诉我，最近一年，她都不敢发朋友圈，还把吹风机寄回了家，隔一天去外面理发店洗一次头，就怕被举报使用违规电器。拿到保研名额后，她放弃了今年所有的奖学金申请。即便如此，到了公示期间，她还是梦到被举报了，理由是骑电动车没戴头盔。

“翘课是最容易掌握证据，也是最容易被举报的。”刘恒说，反而学术造假很难被举报。他解释，保研里有不少“暗箱操作”，竞赛、论文、专利都可以花钱挂名。在他们学校，曾有数学专业的学生，申请了一个软件专利，发了一篇算法论文。同学都看出了不对劲，但拿不到交易记录。

刘恒就这样度过了大学的前三年，并如愿上岸。我问他，这样的状态，不就丧失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

“人和人聊得来的可能性很小，聊不来的可能性很大。”他说，“我会去扼杀一些不确定性。这样带来的好处还要多一些，最起码不会带来坏处。”

李砚是一所大学的辅导员，已经工作8年了。从2020年开始，他就注意到学生之间的举报突然多了起来。“以前几年才有一次，2020年有两三次，去年有十来次。”

不止保研，大到评奖评优，小到学生晚归都能引起举报，有时甚至举报到省教育厅或社交媒体。每次名单公示，他都会看到有学生过来拍照。“不拍照怎么监督呢？”学生对他说。

处理了几十起举报后，李砚发现，绝大多数举报都没有证据，也没有成功。并且，举报者通常是利益相关方，比如落选者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因而对竞争成功的同学发起缺乏实质证据的举报。有一年评选国家奖学金时，李砚收到了一封举报邮件，称一名国奖候选人的个人生活作风不行，花钱大手大脚，不能起到带头作用。在李砚看来，这是单纯发泄情绪，“太过主观，又没有提供证据”。

相比之下，纯粹出于对规则模糊或程序问题的质疑而举报的，只占少数。在李砚的记忆里，只有一例是接到举报后发现存在问题的。那是一次奖学金评选，老师将两次评议会议合并到一起开了。学校复核后认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但没有改变评选结果。

李砚说，保研举报背后，是学生从小就被培养成“资源争夺者”，一切有利的都要去争夺，而保研相对来说是一条上岸的捷径。进校之后，学生们会仔细研读保研规则。一位“211”院校班主任说，今年还有新生问她，“有没有超越别人的捷径”。为了保研加分，有同学伪造贫困证明，李砚打电话给家长才得知，学生是公职家庭。还有学生嫌分数太低，不停找任课老师改分，甚至用给老师评教打低分来威胁。当竞争走向激烈时，学生“愿意与所有人为敌”，李砚说。

●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这和方媛的感受一致。她说，她和同学的关系走向 “异化”，就是从大三她决定竞争保研名额开始的。

方媛本科就读于一所“211”大学，所在专业的保研名额只有五个。大二下学期，她跟第五名的绩点相差0.1分，那时她想保研的心是50%。到了大三的10月，她拿了两个国奖，跟第五名的差距一下缩小到0.05分。这意味着，只差一脚，她就能跨入顶尖高校的大门。她想保研的心达到了100%，“我必须拿到”。

为了追赶0.05分的差距，方媛“每天睁开眼想的是要怎么拿奖，闭上眼想的也是明天要怎么拿奖”。队友写的比赛材料，她不放心，一个字一个字盯着。她只愿意跟别人聊论文，谁要拉着她聊闲天，她就会挂脸。晚上11点多回宿舍，她还要继续刷保研经验贴。方媛意识到自己像变了个人，做什么都要计算。

同时，方媛也怀疑自己被人“盯”上了。在宿舍楼大厅跟队友讨论竞赛时，她发现有同学一直站在不远处刷手机，时不时抬眼看自己。在自习室，她看到一个同学把书放在二楼，人却转到四楼，经过她时眼睛似乎一直盯着她的电脑。同学来串宿舍，她也觉得对方好像在偷瞄她的课本。“就跟有雷达一样，你做什么都能被发现。”

她甚至觉得有人总跟着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她去找老师写推荐信，出来时，发现一个女生正站在门口——那是班里一个要保研的女生，正拿着水杯，似乎准备去接水，“但是周围根本没有饮水机”。方媛怀疑，这个女生在门口偷听。她说，这已经是那天第三次撞见对方。

刘恒庆幸自己一早行动，避免了在大三跟同学“撕破脸皮”。他说，头两年同学间还会维持基本的体面，到了大三，关系好的也会互相隐瞒竞赛和论文数量，甚至撒谎。刘恒也被两三个同学发微信问过，他都已读不回。

和刘恒一样，方媛也开始主动“隔离”。在自习室，她会挑选周围没人的位子。竞赛讨论，也会约在私密的咖啡厅或餐厅。大学前两年，室友间还有说有笑，到了大三，几个人都默契地不再讨论学习。大三下半年，一半的室友搬了出去。

去年九月，保研结果公示，方媛成功上岸。第二天清晨，她去老师办公室签字，推开门就看见一位室友坐在地上，当着在场师生的面，哭得满脸通红。看见方媛，室友伸手指着她，说要举报方媛的保研材料有问题，走后门。

室友在大一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她的博士男友也经常打来电话，激励她要努力。室友也总是一个人，上课永远坐在第一排，寒暑假留校，不加入任何社团。方媛在室友的对床，不过大学前三年，两人没说过几句话，回到宿舍都是各干各的，就像合租关系。

方媛决定保研时，室友的绩点稳居班里第三、四名，两人的关系没有太大变化。到了大三下学期，很多同学都在竞赛上拿了奖，方媛估算，室友慢慢掉出了保研名额范围，但她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

直到保研名单公示，方媛以0.01分的优势超过室友，拿到了专业最后一个保研名额，两人的关系才破裂。

举报那天，室友在办公室“闹”了一上午。老师带她查看了一遍方媛的材料，没有发现问题，她才作罢。从办公室出来后，方媛删了室友的微信。室友当天搬离了宿舍，毕业典礼也没参加。两人再没见过。

这件事在学校里传开了，五六个想保研的学弟学妹都来找方媛打听，害怕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

学生们都不希望自己身边出现“举报者”。我很好奇，在举报者的视角，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的？

章怡就是一位举报者。不同于刘恒的谨慎，朋友圈里只有一条横线，章怡的QQ空间完全向我敞开，她说这样我就能看到她去年转发的举报帖了。

原帖发布时间是去年9月12日。那天晚上，章怡正跟男友在外面吃饭，年级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保研名单已出。出于好奇，她下载了附件，一个男同学的名字出现在名单的前列。章怡感到震惊，“为什么出了这种事还能放着他保研？”

她跟男友吐槽，4月份时，班里有个女生丢了一辆自行车，章怡后来听同学八卦，是班上这个男生骑走了，失主调监控才找到他。他写了道歉信，称是误骑。“这件事击穿了我对他的认知。”章怡说，她是一个连闯红灯都无法忍受的人，她认为男生的行为是“偷东西”，更“恶劣”，“不像是有正常道德的人可以做出来的”。

保研公示名单上写着，“如有异议，请向教务处或纪委（监察处）提出”，并附上了两个邮箱。章怡决定写一封举报信。

男友支持她，还帮她找了举报信的模板。章怡写了两封，男友也写了两封——他觉得校外人的举报，更能引起重视。当晚8点多，4封举报信发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1小时。章怡说，她是在愤怒和不平下做的决定。

后来，章怡跟被偷车的女生提起此事，对方却说不想纠缠。章怡猜测，她可能是迫于保研压力不想追究，于是决定独自揽下责任。她告诉女生，你可以假装不知情。

等待举报结果的那几天，章怡才感到后怕。她发送举报邮件的邮箱，跟她的QQ号相关联，相当于实名举报。她担心学校卡她毕业，她的绩点卡在毕业要求的最低分数线边缘，第二课堂还差4个学分。每次收到辅导员发在群里的消息，章怡的神经就会紧绷一下。

五天后，她收到了教务处发来的《关于检举信的回复》：经多方核查与综合研判，该事件不构成影响该生推免资格的情形。

章怡很失望。当天，她将私发在QQ小号上的举报邮件公开，并转发到大号，还新开了一个小红书账号同步公开。“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想要通过舆论渠道对学校施压去扭转结果。”

举报帖里，章怡给男生的学校、班级和名字都打了码，她说自己比较注意“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不想引起网暴，让他“受到超过他应受的惩罚”。

章怡不担心同学们的看法，只是害怕辅导员会找她删帖。那条说说收获了122个点赞，还有同学私下“出馊主意，要搞就搞个大的”。但只有1条转发，她知道大家害怕被追责。每隔两三个小时，她就会刷下小红书，热度也超乎预料，一周内就有1000多个赞。很多人评论他们学校也有类似情况，几乎都表达了跟她一样的态度。当晚，还有外校学生留言“举报到他保研的学校”。章怡照做了。

但她一直没有收到那所学校的回复，辅导员也没有动静。等了一个月，章怡的精力逐渐被考研和实习占据，几乎忘了这件事。

今年六月毕业返校时，章怡在图书馆门口撞见了那个男生，她并不心虚，只是有点害怕，“万一他真的准备报复我怎么办？”但对方只瞥了她一眼，就走开了。此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班级和年级的毕业合影，他都没来。

在QQ空间的照片里，章怡留着齐肩短发，戴着白框眼镜，鹅蛋脸，笑起来很甜。她一天发两三条说说，分享读研生活的趣事、吐槽综艺，或者转发搞笑链接。文字聊天时，她经常在一句话的末尾用括号带上“思考”“笑”等词语，像是给文字配上表情或语气。

她的声音平静、低沉，语速很快。在回忆举报日期、保研名单等细节时，她会立刻去翻找邮箱或一年前保存的截图。

章怡说，去年举报时，她以为自己是出于绝对的公平正义，但现在，她意识到还有别的因素。“比较诚实地说，对这个人的负面印象肯定占有一定成分。”

她说，两人虽为同班同学，但唯一一次交集，是大一时他们选了同一门选修课。课后，章怡想找老师提问，这个男生却追着老师从教室聊到停车的地方，还夸老师的车不错，这让章怡感觉“挺冒犯的”。她还听同学说，这个男生“对待室友双标”，在别人休息时大声说话，他休息时别人却不能打游戏。

章怡想起同样保研的室友，早上六点钟起来背书，考试周时带着全宿舍一起复习，还会给她们押题。她觉得让这个男生跟舍友一起保研，“太难以接受了”。

今年的保研公示期已经过去一两个月了，但刘恒保上了哪所学校，依旧是个秘密。就连大学里最好的朋友问他，也只得到几个意向学校的名字。他的成绩是专业断层第一，但他说：“如果影响我原本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有百分百的把握能成功的话，我会去举报。”

章怡也考上了研究生，公开举报的帖子仍然留在网上，已经有2545个赞，131个收藏，328条评论。后来，评论区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她在诬陷，或是因为眼红才举报。这些质疑让她感到痛苦。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举报的也不是好人。对此，章怡无法理解，“明明错的是他，为什么我行使举报的权利，错的是我呢？”

她不后悔做这个决定，“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如果再来一次，她说不会放弃举报，只是这次会更加仔细，注册一个新的邮箱账号。

方媛虽没被举报成功，但不断有流言在学校里传播，并传到她耳朵里——“她的奖是买的”。很多人会来问她传言的真假，她也会在网上分享自己被举报的经历。

●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留在网上的举报经历和攻略，又成了下一届学生的“避坑指南”，也让他们陷入新一轮的恐惧。

汪琪就是其中之一。她读大三，学校有五个保研名额，她刚好卡在第五名。她忍不住刷保研经验贴，却越刷越担心，像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她说，有时情绪上来，脑子不受控制，“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别人搞掉了”。焦虑到极点时，她在图书馆无法学习，只好去阳台给妈妈打了一小时电话。

汪琪在大学里没有真的见过举报，也没听说过。但她对举报并不陌生。初中时，家委会举报了一名年轻老师，理由是班级成绩很差，最后老师被换掉了。高中时，同学也以同样的理由联合举报过老师。

她马上面临优秀大学生评选，必须拿到这个才能竞争保研名额。她只有这一次机会。她鼓起勇气，“厚着脸皮”，找到了班里唯一一个跟她关系不好的男生。

“之前我有很多问题，不应该那个态度。” 她道歉，并拿出准备好的蛋糕。男生拒绝了，汪琪直接把蛋糕塞到了他手里。

她想，收了她的蛋糕，那个男生应该就不会举报她了。她心里还是有点没底，但也实在“想不到再怎么对他好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