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之所以成为骗保重灾区，并非偶然。其封闭性高、专业判断难以外部核实，加上长期住院与按床日付费的结构诱因，使“多收治、久收治”与财务利益直接挂钩。医保部门与地方政府并非不知其中风险，相关专项整治、内部通报早已存在，但真正的关键，在于后续处置往往止步于“查而不罚”、“查而不关”。原因并不复杂：一旦重罚或解除医保资格，地方政府便须面对真正的精神病患安置问题，承担潜在的社会风险。
 
在“不出事”凌驾一切的治理逻辑下，违规医疗机构实际上承担了地方政府“外包”出来的社会控制职能，转而成为维持表面稳定的工具。于是，骗保不只是被纵容，而是被结构性吸纳，成为一场以医保资金转移维稳成本的制度安排。

 “被精神病”关键他们是否被视为“风险来源”
 
但若只将此事理解为财政漏洞，仍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精神医疗在中国长期承担的，从来不只是治疗功能，而是一种“风险吸纳机制”。这一点，早在多起“被精神病”案例中已反复浮现。辽宁农民刘刚，因上访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遭强制用药、限制人身自由，历经六年诉讼，最终以“救济”名义获得四十万元和解；河南驻马店的余虎，仅因同性恋身分，被以“性偏好障碍”强制收治十九天，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违法，但赔偿仅五千元。这些案件的共同点，不在于医疗误判，而在于精神医疗被用来处理“不被体制与社会接受的人”。
 
更值得警惕的，是制度层面的“有病推定”。2012年上海曾提出，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门、不与人接触者，皆可列为疑似精神病调查线索。这种先假设异常、再寻找疾病的治理逻辑，实质上模糊了公共权力与私人生活的边界，使精神医疗成为预防性控制的合法外衣。从上访者、同性恋者，到被视为“社会边缘”的老人与失业者，是否真的患病往往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被视为“风险来源”。
 
在制度眼中，每个人都是潜在摇钱树与可能风险源
 
精神病院因此成为一个便利的制度容器：可以隔离、可以标签、可以长期收治，还能透过医保体系转化为财政资源。这正是襄阳事件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当连护工、保安都成了“挂名病人”时，证明了在制度眼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摇钱树与可能的风险源。当正常人被制度性吸纳为“病人”，不只是医疗伦理的崩坏，更是治理逻辑的赤裸展现。医保被骗，固然是财政问题；但更深层的，是一套默许违法、交换稳定的运作模式。
 
为何制度无法也不愿意，让这种事真正停下来
 
官方通报立案调查，并不令人意外；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事件是否会止于“专项整治”，而不触及结构性问题。如果违规的代价仍低于“处理风险”的成本，那么即使换一批医院、抓几名负责人，也无法阻止下一个精神病院继续扮演同样的角色。当一个制度必须依靠违法行为来维持表面秩序，问题早已不只是执法不力，而是治理本身出了问题。精神病院骗保案，并非体制失灵的意外，而是风险维稳逻辑下，一个再合理不过的产物。
 
这正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整治”都不会是最后一次。真正需要被检视的，从来不是“为何有人敢骗”，而是为何制度无法、也不愿意，让这种事真正停下来。
 
※作者为前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