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强调，判断中国军队风险不能仅凭历史（如文革军人干政或林彪事件），而需考察当下制度结构。 他分析，中国军队经邓小平至习近平改革，已高度碎片化：将领晋升依附党内体系，不同军种战区严格区隔，政治监控无所不在。 这使军人难以公开对抗，只能透过建言、消极执行或隐性抵抗施加影响。 张又侠案指控为“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正反映问题在体制内部，而非谋反。 王丹预测，未来军人干政可能集中于对台政策、军费分配或战略方向的隐形阻力。

至于军事政变，王丹认为概率极低。 中国军队设计为横向难协调、纵向制衡体系，关键资源如战略武器集中于中央，任何异动即成政治风险。 历史上，中国未有成功政变，林彪事件仅为高层内斗失败; 1989年军队介入危机仍服从最高权力。 张又侠案后泄密、策反传言多为信息不透明下的想象，缺乏协调能力与合法性。

军阀割据可能性更低。 王丹指出，这需中央丧失财政、人事与军事控制，而今这些权力高度集中。 战区仅为作战单元，将领频繁轮换，无长期地方势力; 军队经济基础已剥离。 张又侠落马未开启军阀化，反而强化中央集权。

王丹总结，习近平对张又侠等军中势力整肃，风险不在“爆炸式崩溃”，而在长期内耗。 体系依赖恐惧维持，决策集中，不同意见难上达，军队虽不会反叛，却可能丧失真实回馈能力。 虽仍处党指挥枪框架，但维持成本上升，沉默、拖延与消极执行风险加剧。 习近平虽有理由整肃，但副作用恐超预料。

张又侠为“红二代”，曾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拥有实战经验，被视为习亲信。 落马后中央军委仅剩习近平与张升民，凸显军队人事动荡。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传闻时称，以官方信息为准，勿妄加揣测。 王丹提醒，现实条件已变，政变可能性趋近零; 中国军队改革防军方独立政治力量，在习时代更强化党控，张又侠案或成转折点，影响两岸及国际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