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长期安全焦虑下形成的心理依赖。 台湾身处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面对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安全议题凌驾一切。 在这样的结构下，美国被塑造成唯一、也是不可质疑的“保护者”。 久而久之，只要是美国要求的，就是为了台湾好成了一种信念，而非需要检测的政策命题。 当安全被绝对化，主权与尊严便被相对化，任何讨论“代价”的声音，都会被贴上“不爱台湾”的标签。

其次，是政治操作将“亲美”与“民主”画上等号。 执政者长期以来善于建构一种二分法，亲美即民主、进步、文明; 疑美则保守、落后、亲中。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对美政策不再是公共议题，而成了道德测验。 因此，无论是开放莱猪、巨额军购或是产业外移、关键技术对美让利，只要包装成“深化台美关系”，社会就被期待应该自动吞下。

再者，是菁英与媒体结构的同温层效应。 台湾的外交、国安与部分经济政策圈，长期与美国智库、官方、学界维持密切互动。 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替代观点逐渐被排除在主流讨论之外。 当主流媒体只转述美方观点，政府官员也配合演出，社会自然难以形成对等、成熟的公共辩论。

还有，是历史教育与自我定位的欠缺。 台湾社会对“小国如何与大国相处”缺乏深刻的历史反思，国际政治不是道德童话，而是利益计算。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善意，而是基于其全球战略与自身利益。 当我们不愿正视这一点，反而将对方的每一个动作都视为恩赐，便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放低姿态，将“配合”误认为“友谊”。

最后，是对风险转嫁的集体失语。 从地缘冲突到产业链重组，台湾承担的风险往往高于回报，但相关讨论却被简化为“必要之痛”。 问题不在于是否承担风险，而在于风险是否经过民主辩论、是否有清楚的交换条件、是否存在替代方案、是否超出承担能力。 当这些问题被视为禁忌，跪美就成了一种无需说明的“理所当然”。

真正的友谊是建立在对等与尊重之上; 真正的安全是来自自主判断与多元布局。 与美国合作，并不代表必须放弃质疑; 重视安全，也不意味着放弃主体性。 台湾需要的是成熟的亲美，而非盲目的跪美。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芝加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