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群体的福利不断加码时，“冒进”的说法从未被提及；当弱势群体的福利稍需增益，“冒进”的质疑便如影随形。

所谓的“财政压力”，在董明珠们那里，似乎只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专属说辞。

他们默认强者据资源而泰然，弱者谋生计以惶然。

他们对弱者的补偿还债，视为“分外恩赐”；对强者的惯性增长，看作“理所当然”。

这种选择性的“理性”，本质上是“看人下菜”——对强者，规则可以灵活变通；对弱者，标准必须严而再严。

这不是什么企业家的理性，而是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用经济术语包装身份歧视。

董明珠们不是在算大账，而是在算计人。

在他们所谓“可持续”的逻辑里，强者的需求永远优先，弱者的诉求永远次要；

强者的福利增长是“贡献的回报”，弱者的困境救济是“社会的施舍”。

他们不追问为何起点如此不公，只要求弱者接受“命运的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董明珠，一看见他们那副刻薄架势就生理不适。

——因为他们在庙堂之上，不好好说人话，充满傲慢与偏见。这难免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当年那篇著名的《不知肉味与不知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