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为《新苏黎世报》撰写的客座评论写道，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进步，但这一经济奇迹中，中国工人的获益程度却远远低于国家和企业，工人收入在其所创造财富中的占比严重偏低。这篇题为《中国在哪些领域忘记了马克思》的评论写道：

“在工人薪资方面，中国甚至远远落后于一些贫困国家。根据联合国2016年最后一次发布的相关数据，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其所创造价值的4%，在开展了此项数据调查的87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度尼西亚。即使比中国贫穷得多的印度，工资在创造价值中的占比也为5%。在对工人阶级并不算友善的美国，这一比例则为12%。

中国工人面临的并不仅仅是低薪问题，他们的待遇有时也非常糟糕，以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拉响了警报。2025年，巴西有关当局对中国电动车厂商比亚迪巴西分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厂房建设工地严重违反劳工法，并称工人被当作奴隶对待。

中国工人的低薪待遇，并不是中国产业能力发展壮大的副产品，而恰恰是中国生产力能够称霸全球的根本原因。通过压低工人的薪酬，国家、企业、供货商以及投资者就有了充足资金来建设新工厂、道路、生产线等。其他国家抱怨中国企业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和补贴而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更大规模的补贴恰恰来自中国工人本身，他们疲软的消费能力降低了中国的资金成本。

常常会有一些美国分析师对中国极高的生产效率赞不绝口。但事实上，以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工人的生产率并不突出。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小时GDP产值为20美元，低于23美元的全球平均水平，同巴西和墨西哥水平相当，但远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

相比之下，美国同一时期每小时GDP为82美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超强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基于较高的生产效率，而是基于规模效益以及极长的工作时间。”

《新苏黎世报》客座评论指出，通过压低工资成本，使北京得以掌握足够的资本和劳动力，既能在高科技领域同西方展开竞争，也能在服装等领域同非洲国家展开竞争。

“西方国家已经避免了马克思理论中提到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危机。因为他们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各国政府都在不断提升工资水准，以便刺激消费。贪婪或许会导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改善工人待遇的动力。例如，亨利·福特就曾主动为他的工人涨薪，以便他们有钱购买自己组装的汽车。

中国或许也应当学习福特的经验。国家应当采取惠民举措，比如允许工资的自由增长，取消涨薪上限，建立福利制度或者提高最低工资。如果北京当局拒绝采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那么，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民众就将无法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

日本悄然告别和平主义

战后几十年来，和平主义一直是日本引以为傲的立国之本。但现如今，政府以来自中国等国的威胁为由，开始允许致命武器的出口，从而开始了悄然告别和平主义的进程。《莱茵邮报》就此发表评论写道：

“在国际上，一个国家允许对外出口军火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日本来说，这一决定则非同寻常。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一直被视为全球典范：作为一个在二战中先是发动侵略、然后又遭受美国两枚原子弹毁灭性打击的国家，很多日本人都将远离武器视为一种理想，甚至被当作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因此，武器出口一直都是日本的禁忌话题。

长期执政的保守派自民党认为现实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日本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除朝鲜和中国外，俄罗斯也被正式列为‘潜在威胁’。

同德国类似，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之后，日本也将用于自卫队的军费开支提升了一倍，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现如今，这一军费占比也被认为过低。2022年时，日本政府还强调，当日本遭受攻击时，自卫队有权进行还击。而现在对出口致命武器的合法化，则是一系列被批评者称为‘军事化’的步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