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两大行业这种生产力差异的原因在于：一、制造业一般的获利较高，设备和技术更新速度极快，服务业多半是中小企业，研发的投入相对有限。二、制造业面对的全球市场，只要需求够大，可形成巨大的规模经济；服务业多半只面对有限的本地需求，形成规模经济的程度有限。三、政府对制造业长期提供的各种补贴，扩大了制造和服务两大业别的生产力差距。

无论生产力差异的原因为何，其结果就是台湾的受雇劳动者所得差异巨大，除了高科技的员工有足够的所得，多数服务业劳工和传统制造业劳工对于买房、生子都感到吃力，已经造成少子化的国安危机。近几年AI快速发展，对半导体业的需求强烈，台湾半导体业迅速扩张，对有限的土地、水电、研发和劳动人力、资金造成更大的需求，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更为困难，已经形成半导体一飞冲天，百业成长停滞的“K型经济”。

对于这种病状，专家学者频频提出警告，但政府在意的仍是以高科技业出口为主带来的高经济成长率。多数年轻人未踏入高科技业，又不愿低就于低薪的服务业和传产制造业，可能会出现躺平啃老、炒股票等情况，成为社会的隐忧。若政府不积极改变目前的政策模式，等到这波对AI的基础建置告一段落、对半导体需求停滞之后，台湾经济将完全失去动能，后果也将极为严重。

要扭转目前的态势，即使是困难也无法逃避。必须针对上述三个成因深入研究，提出解决之道。首先，可以提出一套“加速服务业升级发展方案”，针对服务业的研发和投资的租税奖励，提出更优于制造业的显著激励方案，让服务业勇于投资和研发；并对于赴海外投资的服务业提供更高的租税优惠。其次，针对服务业的自动化设备创新，提出高额的补贴和租税奖励，以减少缺工的发展障碍，并促进规模经济。其三，调整国科会和经济部专案的产业分布，让服务业分配的比重达到一半以上。由于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六成，是经济成长能否有感的关键产业，在一定的期限内，给予较大的支持力道，是合理的政策调整。

最后，但其实非常重要，务必重整“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建立有效机制，尽速加入CPTPP、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高薪服务业打开国外“市场准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