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豪说，即使有老师善意提醒，留学生仍很难辨认出所谓的“职业学生”：“他们和我们一样上课，去食堂吃饭，参加户外活动，有时也发几句牢骚，他们看起来和普通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老师说，他也看不出来，因为职业学生打探学生思想，也会记录老师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们听了之后会非常小心。”

刘铭豪还说，他在上海、杭州的同学告诉他，他们所在高校课堂安装摄像头。老师也曾私下提醒学生，在课堂上发言需要谨慎，和台湾大学校园完全不一样。一位在北京就读传媒专业的朋友曾对课堂环境感到失望，他以为在新闻课上可以讨论一些现实中的社会事件，但很多有争议的议题不能被讨论。

上海一位具备法律专业的彭先生也说，高校内所谓的“职业学生”，在当下严酷的政治氛围下有可能存在：“我没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五四运动、八九学潮，还是疫情期间，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的白纸运动，它都是年轻人首先发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学校这一块是重点的防范区域和对象。”

公益人士陆军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大学校园是知识的殿堂，暂且不论传言是否真实，当局的监控手段确实层出不穷。他说：“各种大数据，天网天眼监控，以及学生中也有很多粉红、战狼，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网络，任何出格的言论很快就会被报告到当局的案头。”

陆军称，上述传言说明，当局的言论管制已经在学生中引起恐慌：“当局的管制已经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的氛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显然是非常大的不幸。”

莘莘学子变“特务”？中国的学生信息员与告密文化

美国之间报道，2019年中国学术界遭遇一场来势汹汹的整肃运动，高校教师因言获罪的案例层出不穷。许多教师因学生告密被当局停职、解聘、调查，情况犹如文革再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从半公开的课堂“七不讲”，到公开的招募学生“信息员”，通过学生告密，监控教师言论。

旅美前中国高校教师谭松表示，学生信息员是中共在高等院校的一种制度，一直存在。这种制度是双轨的，有明暗两条线。中共使用明暗两条线来监控高校教师的言论。

谭松说，暗的信息员是秘密的被发展为“党的线人”，同学老师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些人都是单线联系，先由国安或公安到校直接寻找学生。当局从档案中挑选人选加以单独发展，向他们交代任务并给予好处，一切都是暗中操作。特别是那些有“老外”的学校更是如此。

谭松称，另一种就是公开信息员，2012年之后开始盛行，最早于2014年公开招聘，打出招牌是保证教学质量和促进教学改革，这个名目使得学校可以公开实行；当局甚至还表彰那些所谓的“优秀信息员”。

谭松说，“我认为，中共的告密文化还将继续发展，而且形式将层出不穷，以便把高校死死控制住。”

2011年9月9日，中国延吉科技大学的学生在上课。示意图

中国高校发生多起教师被“学生”举报事件

2018年，厦门大学陈嘉庚学院国贸/世界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因在课堂上的政治言论被“学生”向校方举报，遭到解聘。一位学生在微博发文称他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因为学生的恶劣诬陷不得不离职。这是学校的一个大损失”。

尤盛东告诉美国之音，他的事件产生了寒蝉效应。他说：“一些学生私下告诉我，一些老师在得知我的事情后，感到恐惧，不敢再发表评论了。我一辈子都想什么说什么，为什么到了晚年要开始说假话。”

2017年9月，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因责备班上的中国学生上课不认真，称日本将成为一个比中国更优秀的国家，也遭到“学生”举报并遭到行政处惩。

2018年4月，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因在政治学原理课上批评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限制，也遭学生举报，被撤职、开除党籍，取消教师资格。

中共《反间谍法》2023年7月1日施行，各大高校、企业开始被强制进行保密与反间谍培训，网络上以及中国的大街小巷出现各种措辞严厉的“反间谍”标语，“行走的50万”等抓特务的网络流行语广泛流传，中共还设立了10万元以上的举报奖励机制。有分析认为，中共的“反间谍”运动，就是文革阴魂不散，实足的“文革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