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Kerry Brown)指出，由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习近平亟需通过高压反腐、增强官员忠诚度来尽量减少不稳定因素。“而且这个趋势会继续增强。如果缺乏纪律和团结，中共高层就担心自己可能会像当今全球其他地区那样陷入分裂和动荡。”

中共历史上，在党代会召开前一年的中央全会往往都会强调从严治党、增强制度建设的内容。尽管如此，布朗依然认为今年的中央全会再次强调“从严治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中共如今对稳定的需求特别大。“与2001年或2016年等时期相比，现在的利害关系要重大得多。风险也高得多。中国如今已成为一个更强大、更重要的参与者。就中美关系而言，双方在科技层面已几乎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可能还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中国所面临的机遇要大得多；而一旦失败，其代价也将极其惨重。”

习近平从2012年秋天起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外界分析，他不太可能在2032年前卸任。（2025年3月资料照片）图像来源: ADEK BERRY/AFP

以牺牲官员主观能动性换取稳定？

除了保持高压反腐态势，中共理论杂志《求是》10月中旬曾披露习近平的一次内部会议讲话，其中提到了防范和清理言行不一的“两面派官员”，也就是表明上服从中央指示，实则“阳奉阴违”，追求“个人主义”，认为这属于“政治投机分子”。习近平同时还抨击了“老好人”式官员：这些人打着维护团结的旗号，在发现问题时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对此，布朗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天生面临着一种困境：如果希望各级官员勇于创新、敢于大胆解决问题，就有可能因为放松管制而导致腐败盛行；如果强调“从严治党”，保持高压态势，就会牺牲各级官员甚至军队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庄嘉颖则指出，在习近平治下，各级官员承担的决策职能相对较小，主要还是负责执行，因此官员的主观能动性降低并不会造成太大问题。“我认为，习近平希望各级官员在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能够积极、大刀阔斧地前进，但是又不希望这些官员太有主见从而对习近平设定的大局构成挑战。所以习近平所期盼的积极性主要是指执行层面，而非决策层面。”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进一步指出，习近平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压力以及国内经济增长疲软的态势，很可能愿意略微牺牲官僚体系的行动能力来换取控制和稳定。“那些问题，以后再解决也不迟。只要保持团结，至少还能活到明天，对吧？但如果内部不团结，可能当天就完蛋了。中国共产党极其厌恶风险，仿佛是一个专门负责风险管理的机构。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在很多方面确实行之有效。中国依然有创新，各项机制也在运转；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灾难性的境地——虽然算不上特别好，但也绝非一团糟。再看看外部世界，那才是一片混乱。”

习近平缺乏自信来安排接班人？

目前，习近平已经73周岁，因此外界对此次中央全会的人事安排也高度关注。习近平很可能在明年秋天的党代会上获得确认，得以继续担任下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直至2032年。习近平在2018年推动修宪，从而打破了数十年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

两位分析人士都对德国之声指出，接班人问题也是促使习近平宁愿付出一定代价也要维护稳定的重要原因。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说：“党内始终存在因分歧而导致分裂的风险，尤其是在涉及接班人问题时。尽管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接班人选，但关于谁可能接替习近平的猜测在所难免。他今年75岁了，不可能永远担任领导职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则指出，习近平作为高度集权的领导人，可能会担心提前指定的接班人会稀释自己的权力。“但如果不早做安排，到时候的权力真空反而会引发更大的不稳定。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位的最高领导人有足够的自信和意愿来退后一步，就像中共此前的一些最高领导人那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信心。”

不过，10月29日的官方会议公报并未显示任何可能与习近平接班人相关的安排。